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2)

在德国，神学家、历史学家西奥多•卡普施坦（Theodor Kappstein）承认，尼采的确是世界大战的哲学家，因为他教育整整一代人去追求“一种危及生命的诚实，一种对死亡的蔑视……教育人们为了整体而成为祭坛上的牺牲，追求英雄主义和宁静、快乐的崇高”。甚至更为人熟悉的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他后来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最钟爱的哲学家]也在1915年发表的《战争天才与德国战争》（The Genius of War and the German War）之中赞扬了使这种争议“变得高贵”的某些方面。他欢迎作为“人类存在的有机根基复归的那种战争……我们将不再处于既成现实的孤独状态！个体、民族、国家、世界、上帝之间被割裂的生活纽带将会在瞬间复归”。
舍勒说，那种公共性的“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当中优先于个体的自我”，个体的自我是“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的一种人工产品”。

弗里德里希·尼采
虽然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尼采影响的主张都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并非没有任何基础。在德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歌德的《浮士德》（Faust）以及《新约全书》一样，是识字的士兵最喜欢带上前线的作品，“以便获得激励和安慰”。不仅如此，根据史蒂芬•阿施海姆的说法，15万本特别耐用的战时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分发给士兵。甚至有些识字的非德国士兵也带着这本书，最著名的是罗伯特•格拉韦斯（Robert Graves）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我们也不该忘记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他的行动加速了1914年的危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喜欢背诵尼采的诗歌《瞧！这个人》（Ecce Homo）：“像火焰一样贪婪，我燃烧耗尽了我自己。
”
无论准备得多么充分，我们都需要花点力气才能适应第二个问题。它是这样一个事实：在1914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欢迎战争的到来。这一点仍然具有特定尼采式的意蕴。战争被当成了一个人英雄品质的终极测试，被当成对意志的测试，而且还是体验狂喜的最佳机会。不过战争不止意味这些，远远不止。很多人把战争视为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