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3)

不过有人会问，战争把人们从何处解救出来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候选答案并不稀少。1914年之前，尼采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广泛地批评了无所不在的人类堕落。此前我们已经看到，斯特凡•格奥尔格在《圣约之星》中主张，战争将会“纯化”濒死的精神团体。德国剧作家厄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同意此观点，声称参加战争的一代人是“精神上的破产者”。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冲突是某种精神的安全阀，他援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本能”的发泄并非仅仅凭理性就能克制。通常，表现主义者盼望资产阶级社会消亡，“从这个社会的灰烬中诞生出更高贵的世界”。
约翰·巴肯（John Buchan）1910年发表的小说《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中，有一段对话彻底摧毁了持续时间超过千年的西方文明。其中一个角色说：“鉴于我已经吸干了文明的果实，我知道它的苦涩。我希望一个更简单更美好的世界。”1913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告诉反对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说，“世界性的战争是从堕落的民主以及淹没高级文化的平民浪潮中，拯救法国的最后机会”。巴雷斯的同乡亨利·柏格森认为战争“将会带来欧洲道德的重生”，并且他谴责德国人“机械而没有灵魂”。同样，法国诗人夏尔·佩吉在1913年的时候也相信战争可以具有价值，“因为它带来了某种重生”。未来主义者最早在他们1909年发表的宣言当中就主张，战争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保健法”；
他们还在别处主张：“在斗争之外找不到美。”欲望会因为对某种伟大救赎事业的渴望而得到满足，这种渴望在战前鲁伯特·布鲁克的诗中可以看到：
调头，就像泳者跃入一泓清池，
来自世界的愉悦变得衰老、冰冷又困顿，
孱弱的心不再被荣誉驱使，
残缺的人，他们粗鄙的歌，他们的沉闷，
他们空无的爱。
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以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们都同意战争将会“震动人类的灵魂”，“把他们当成为某种灵性事物而做的准备”。尤其是在德国，人们觉得一个商业的世界“把英雄排挤出去了”。G.K.切斯特顿对于现实的看法更加平实但也不乏批判，他表示宗教和政治理想都在腐朽：“人类的两个重要激励来源都失败了。”
这也是当时比现在更重要，更易产生分歧的主题之一。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在他《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年》（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中注意到，“通过暴力的自我发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一部分，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战争是“精神对于物质的一种胜利”。有人觉得相比于从前的无趣，战争的爆发使生活再次充满趣味，而甚至像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以及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的人物，也持类似观点。“战争是共同体的复归，是对无价值琐碎生活的逃离。对战争的这种解释可能比把战争解释成一种拯救，更容易令人接受”，斯特龙伯格如是说。按照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说法，“8月战争爆发所导致的最普通意象，是净化的火焰或洪水，‘又或者是将把世界锻造成新形状的铁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