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5)

这是种在和平年代不曾存在过的人类联系和人类现实。它克服了（或者无视了）所有阶层、等级以及教育的差异。我们不把这种秩序称为爱。我们曾经不承认它的存在，它是庄严的事物，因此也是神圣的。”斯特龙伯格确认，庄严的事物实际上徘徊在每部战争小说的背景之中，也在这场最有文化含义的战争之中。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觉得，无知的人最终具有令人愉悦的，摆脱他们“短暂有限生活”的机会，此机会将有助于共同体意义的复归。不过德国的格奥尔格圈子对此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数以万计的人必然在神圣的战斗中死去”，格奥尔格评论说。贡多夫也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灵魂的疾病才能被治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进步才能成为可能。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热衷于“我们民族精神不可思议地高涨……幸福就是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埃米尔•涂尔干觉得战争将会取得他长期追求的目标，即“复兴共同体情感”。德国神学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相信战争提升了他同胞之间的德国感（feeling of Germanness），这种感觉“类似对上帝神圣力量的信仰”。他还补充说，“正是由于8月事件，在战争危险的影响下，才促使人们形成内心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以前从未出现过”。
战争的另外一重影响在于，“社会服务的宗教驱使那些富有愧疚之心的人，进入贫民窟消除贫困，或者至少使他们自己熟知贫困”。“有一种冲动意图摆脱扼杀生命的唯我论，它于是经常确认一个人与伟大集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于救赎性共同体的所有说法中都有一种潜在因素。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欧洲国家在人种和语言上都不同。他们或许可以生活在普通的法律和政府下，但他们并不需要言说同一种语言，继承同样的习惯。俄国和奥匈帝国尤其如此。在较小的范围上，这一判断也适用于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由战争大量产生的新神圣联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克服了所有差异，虽然后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抛弃了这种新的共同体，认为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还有一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代表的所谓精英派，他们怀疑战争取得的收获。虽然韦伯和很多人一样主张他所谓“对现代社会失落整体性的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眷恋”，但他同时也主张“永远不能让人民处于统治地位，国家也永远不会消亡，权力不会因为诗人的咒语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总结说：“基督教伦理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