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7)

不过在这些作品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现在家喻户晓的名字。
不止于此，尼古拉斯•默里（Nicholas Murray）在《年轻人的红甜酒：战地诗人勇敢短暂的一生》（The Red Sweet Wineof Youth: The Braveand Brief Livesofthe War Poets）中指出，这些诗人从未像100年以后的今天那样流行。“目前英国的所有学校都在研究战争诗歌。它变成了国家神话的一部分，成为历史意识和政治良知的表达。我们如何阅读甚至崇拜战争诗歌，表达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何种存在，以及想要成为何种存在。”互联网现在为战争诗人提供服务，正如前桂冠诗人安德鲁•姆辛（Andrew Motion）所说，他们的作品现在被赞誉为“神圣的国家文本”。
他们很多人也没有直接回应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和维尔浮莱德•欧文（Wilfred Owen）承认自己反对教权。萨松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完整也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基督徒……教会在我看来并不能为西部前线发生的疯狂战事提供任何帮助……在我的记忆中，前线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起过宗教。教士也从未靠近过我们——除了在我们安葬某人的时候”。他的诗《基督与士兵》（Christ and the Soldier）描写了法国路旁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对许多士兵来说，这幅图仅仅提醒士兵们记起宗教对待屠杀和灾难的无能为力”。1916年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在《星期二下午》（February Afternoon）中发现了宗教仅有的慰藉，那就是在诗歌中，上帝“完全耳聋完全眼瞎地”俯瞰众生。
欧文说他自己大概在1912年中就完全放弃了福音派信仰：“所有神学知识在我看来都越来越不合口味。”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的最佳诗篇之一，《经验的报告》（Reporton Experience）包含以下诗句：
……我看到正义的荒芜之地，
他的康健、荣耀以及品格都放置于此。
全文以一句反讽“上帝保佑我们”而达到顶峰。
这是反讽。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经典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论证说：“现代理解似乎具有一种统治性的形式，就其本质而言是讽刺性的。心灵和记忆把反讽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诸多事件，这成了它的主要起源。”他举例说明自己的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任何其他战争都更具讽刺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的开端比任何战争都更加单纯。英国已经有一个世纪不知战事为何物了。处于青年时期的人们都不知道战争会是什么样子。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写道，“荣耀”“光荣”“勇气”这些抽象词，相比“村庄的具体名字、道路的数目、河流的名称、巨大的数目以及日期”而言，是空虚而下流的。福塞尔列举各种委婉的宣传语，它们都试图减少正在发生的战事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将朋友说成“同志”，马说成“坐骑”，危险说成“冒险”，战争说成“斗争”，不抱怨说成“有男子气”，年轻人的鲜血说成“年轻人的红甜酒”（鲁伯特•布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