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6)

当然，消沉和幻想的破灭最终还是很快到来。画家洛斯•迪金森（Lowes Dickinson）公开谴责战争期间的讨论缺少差异性。“赢得战争，或者安全地躲在获胜方的身后，这是唯一的念头。国外只能听到枪炮之声，而国内则只听到喋喋不休的宣传，它全然和真理无关。”昆汀•贝尔谈起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时说，“可以这样讲，他们之中没有谁‘信仰’战争，并且他们坚决地拒绝对战争表示虔诚”。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则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他觉得“人性需要修剪”，认为“死亡的伟大冒险”对小说来说是合适的主题，并且他也渴望“真正的共同体”。不过他认为战争中并不存在共同体：“战争并不是斗争，而是谋杀。”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像他之后的多位社会学家一样，都曾经论证“战争是反常社会或堕落社会的一针解毒剂，是团结的修复剂”。也许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何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战争的爆发欢呼雀跃——对那些通常因为教育和利益原因而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分离的人来说，战争可能有一个好处，能把他们和其他人“重新团结起来”。
斯特龙伯格还说，1914年的社会环境有一个独特的性质，这个特性从未存在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现了。“这是一个意识发展的时代”，其最有意义的主旨是关于共同体感复现的“原始事实”。他强调，对很多人来说，战争的心理学起因并非是恶意的，相反，他们具有“对身份、共同体、目标的一种强烈渴望。他们本身渴望积极有价值的目标，不过他们的渴望却被滥用和误导了，但不是在渴望的源头就被投入了剧毒”。
1914年的精神是“针对社会反常状态的一剂解药，这一状态来自最近各种强大力量的扫荡，包括城市、资本以及技术的力量。这些力量撕碎原始纽带，强迫人们进入危险的社会关系”。但这一剂解药也伴随着高昂的代价，所以我们仍然在寻找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方面是救赎和共同体这些重要主题，一方面又是阵地战迅速演变成的噩梦，无怪乎我们在此会特别关心在一战中展现出来的两个元素。其一是诗性的，其二则是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战争相互牵绊的程度令人吃惊，并且富有启示性。
反讽和单纯
诗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一种主要文学形式（至少在英语世界中的确如此），“这在20世纪的任何其他时候都未发生过”。这是像伯纳德•伯尔贡齐（Bernard Bergonzi）这样一些人的论调，他们认为英语诗歌“始终没有度过一战时期”。引用英国诗评人弗朗西斯•霍普（Francis Hope）的话来说，“毫不夸张地讲，1918年以后的诗歌完全都是战争诗歌”。回顾过去将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奔赴前线的许多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他们都熟悉英语诗歌。前线的生活紧张而不确定，适合更短、更锋锐、更紧凑的韵文结构，并且它们能提供大量吸引人的生动意象。在作者死亡这一不幸事件的渲染下，诗集悲伤哀婉的性质将会展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浪漫吸引力。许多年轻人直接从板球场走向索姆河或帕斯尚尔，他们不是好诗人，但书店却填满了在其他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出版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