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值的幻灭遇到战争的呼唤|赏书(4)

而按照在一战中殒命的英国诗人艾萨克•罗森伯格（Isaac Rosenberg）的说法，“破坏和实现自我的权利相伴而行”。他写道，“古代暗红色的诅咒”，将会“为宇宙带回/其纯朴的繁盛”。美国的俄国史学家汉斯•罗格（Hans Rogger）宣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很多作家、知识分子欢迎战争，“因为战争把俄国从偏狭和卑鄙中解放出来，为俄国带来了通向伟大的新态度。有人还把战争看成还是一种精神的觉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宣称，在奥地利“所有人都按照一种新模具来转化和浇筑”。

Redemption by War: The Intellectuals and 1914
Roland N. Stromberg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1982-1
类似意见反映了普遍观点，当然，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认为战前的精神状态并不健康，人们着迷于物质主义，忽略了“心灵中的事物”。即便战争期间杀戮程度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时，这种意见仍然持续着，并达到了顶点。丹麦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小提琴家卡尔•尼尔森（Carl Nielsen）在他1916年首次公演的《不可磨灭交响曲》（Inextinguishable Symphony）中，设置两组定音鼓之间的“战斗”，致敬生活的力量，哪怕在死亡中不断更新自身，“不断填充自己的丰富性”。
共同体：贯穿1914年的主题
这些看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孪生的感情使很多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感到震惊。他们在战争之前为自己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感到骄傲。罗兰•斯特龙伯格说，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宗教。陶艺和艺术史学家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引述了这一说法：“剑桥大学如同国家中的多数一样，已经皈依了民族主义宗教。它是一种强力的，恐怖的，有时又充满美的魔法。”斯特龙伯格说，民族主义“与谋求共同体身份是一致的，都是贯穿1914年的主题”。埃德蒙•高斯写道：“战争产生了一种美妙的后果，即人们心灵的团结。”诗人、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战壕中写道：“我不想为我的国王和国家而死。如果我真的死了，那也是为了我自身灵魂的拯救。”他还在别处写道：“战争期间我时常感到我们彼此的同伴情谊，它将会在和平时代到来之后，将我们引向某种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