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并不能够置身事外｜琼·狄迪恩逝世(8)

《巴黎评论》：那几篇写萨尔瓦多的文章是你第一次以政治作为叙事动机的作品。
狄迪恩：事实上这是一本小说，《祈祷书》。我们去了卡塔赫纳的一个电影节，我在那儿病了，某种沙门氏菌感染。我们之后离开卡塔赫纳去了波哥大，然后我们回了洛杉矶，我一病就是四个月。我开始读很多关于南美洲的东西，我从没有去过南美洲。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有一本书《秃鹰和奶牛》，他在书里写过这么一段，他描述了自己抵达委内瑞拉时的感受，他很震惊地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竟然如此熟悉，就好像生下来就生活在那里一样。我对南美洲也有同样的感觉。之后不久我开始读很多关于中美洲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小说必须在一个小国里发生，我也从那时开始用更政治化的思维去思考。
《巴黎评论》：但这依然没有促使你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兴趣。
狄迪恩：我对国内政治完全没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这些国家的内政比起来，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所以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发现两者间的联系。
我在写萨尔瓦多的时候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到了迈阿密才算完全懂了。我们对古巴和对流放者的态度完全是基于国内政治而定的。现在依然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国内政治运作的程序是很难理解的。我可以明白总的图景是怎样，但是人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完全不能理解。
《巴黎评论》：到什么时候变得清晰了呢？
狄迪恩：我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他们更多的是在描述一场谈判，而非观点。但是你开始明白没有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性，这是一种模糊的策略。
《巴黎评论》：你写萨尔瓦多和迈阿密的时候，采访那些政治人物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狄迪恩：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有帮助的。虽然我并没有跟很多美国政客聊过。我和萨尔瓦多当时的总统聊过，这个人很令人惊讶。我们谈到新的土地改革法案，我解释说我其实并没有很明白这项改革的内容。我们讨论了其中一条——第二〇七条——这条规定在我看来似乎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们可以事先筹划，消除改革产生的影响。
他说，第二〇七条只对一九七九年适用。这一点没人能理解。我问他如果只在一九七九年有效，是不是因为在第二〇七条实行之后，没有土地所有者会跟自己的利益对着干、让租户进驻他的土地。他回答说，是这样的，按第二〇七条的规定，没有人会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出租，要是他们这么做就是疯了。
这其实非常直接。很少有政治家会这么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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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摘自《巴黎评论·女作家访谈》）
原标题：《其实我并不能够置身事外｜琼·狄迪恩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