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上海(5)

上海“孤岛”时期，“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用今天的话来讲，柯灵曾经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张爱玲于1943年写成小说《倾城之恋》, 翌年秋改编为四幕八场的现代话剧，请柯灵提意见。后来柯灵还为剧本上演，在多家剧团间奔走了一番。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朱端钧。这出戏连演八十场, 场场爆满, 盛况空前。
柯灵的文章里提到的朱端钧建国后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他堪称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一生执导了九十多部话剧，其中包括了他所经历的年代中中国所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我还记得1976年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时，因为我家有一台九英寸的凯歌黑白电视机，住在楼下的朱端钧上楼来看电视，邂逅了特地步行了二十分钟也来看电视的柯灵。两位老熟人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整整两个多小时连些许的寒暄都没有。当时两人都从牛棚里放出来不久，尚未获得平反，还都是戴罪之身，恐怕不便多言。

▲朱端均副院长在上海戏剧学院指导学生
朱端钧住在枕流公寓的一楼，他家的阳台上种了不少盆景，时常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有时又通过阳台到公寓的大花园里散步。作为一位中国戏剧界著名的导演，朱端钧性格内敛温和。他行走不便，有一次我陪他去公寓对面的上海戏剧学院剧场看学生的演出，他拄着拐杖，说话轻声细语，颇具仙风道骨。博学的他守护着一个传统的婚姻，他的伴侣是一位不识字的传统中国妇女，为他养育多个儿女。我还记得朱端钧的死那么令人措手不及，1978年秋天，文革结束才两年，他在戏剧学院排练场里，为上戏表演系的教师执导复排话剧《雷雨》。排完戏演员们尚未离开，他率先走出排练场，突然倒地。送到医院终告不治。他死于心血管破裂。那时他已七十高龄，《雷雨》是他文革后复出排的第一出戏。他曾说：“今后我死也要死在排演场。”最终他如愿以偿。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过境上海，到九莉家去，坐到客厅里，正巧燕山打电话来，九莉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接，不想让之雍知道她同燕山的事。张爱玲这样写九莉当时的心情：“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大的噪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小说中的九莉一个人沉在两个情感世界中，左右为难。而燕山据说是以电影导演桑弧为原型。其实生活中桑弧认识张爱玲时，抗战已经结束，胡兰成已经避难去了温州。所以小说中描写的场景是作者戏剧化的文学表现，真实的张爱玲见到桑弧的时候，前面那一颗曾经火热的星球已经远去，热度已经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