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王笛：文字表达与学术写作(9)

一篇论文，有时候可能要调整无数次，才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此，要有论文整体调整的思想准备，要舍得在结构上动大手术，不能怕麻烦。
以我自己关于麻将的一篇论文为例，最初的英文文稿只是按主题分为六部分，缺少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即“争端与居委会”“麻将的功能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国家对麻将的管控”“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关于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争论”“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的冲突”。稿子投给杂志后，一位匿名评审人总结道，其实论文讲了四个层次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评审者说得有道理，便对论文动了大手术，最后的结构是：“关于麻将的诉讼”“个人的故事：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街坊的故事：居委会的困境”“城市的故事：怎样塑造自己的形象？”“国家的故事：地方问题还是全国问题？”“公共生活中的市民、街坊与城市”六部分，这样，这篇论文从个人的故事开始，范围逐步扩大到街坊（邻里）、城市，以至整个国家。这种多层次的结构，比原来的布局显得更新颖，更有逻辑性。
最后发表的英文版就是这个结构。
在读资料的时候，或者在写作的时候，哪怕有些想法非常不成熟，只是一个疑问，一个困惑，一个小小的不理解，或者思想的一闪念，都要随时记下来。有些思考是转瞬即逝的，一旦出现了，就立刻记录下来，无论是电脑上、手机上，还是任何纸片上。当这些问题集中到一起，经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甚至发现你研究中最重要的思路或者观点。这是我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隗瀛涛先生给我传授的经验。上世纪80年代我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的时候，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有任何想法，就记在上面，几年来记了一大本，书中的许多思考，都是从那本“随想录”中得来的。我猜想这种方法可能脱胎于顾炎武的治学习惯，他游历各地的时候，随身带一个袋子，有体会就写在纸条上，扔在袋子里。日积月累，这些纸条汇在一起，成为了名著《日知录》的基本素材，就是他所说的“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
如果要追溯到更久远，也就是《论语》中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些前人的经验之谈，就是一个意思，思考是必须每天进行的，这些思考要随时记录下来，鸿篇巨制，无非是这些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千万不要幻想坐在电脑前便思如泉涌，下笔若有神。坊间许多这类故事的流传，虽然的确有一气呵成的先例，但不少也是过去文人的无可考据的轶事或编造的神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