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麻雀问题”的全球化与灭雀运动(5)

埃斯塔布鲁克认为，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在为消灭麻雀作各种努力，但都只是暂时的、小范围的，要从根本上灭绝麻雀，必须整个国家立刻行动起来。
虽然灭杀麻雀行为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影响灭雀行动。奈德·迪尔伯恩（Ned Dearborn）1917年发文介绍了灭雀的具体方法，包括破坏巢穴、射杀、诱捕和毒杀。其中，诱捕无疑是最好的。麻雀很好吃，有营养价值，建议把它们用作食物，可以减少麻雀的数量。详细介绍了制网捕麻雀技巧、射击要点、制人工雀巢诱捕及用士的宁毒杀之详细方法。为激励民众参与灭杀，美国许多州发布赏金计划，但这导致许多与麻雀相似的鸟类遭到灭杀。在如此缜密的捕杀计划下，麻雀此后在数量上确实有减少。在俄亥俄州莱克伍德地区，麻雀数量就有较大的减少。虽然这也与各地区作物种植结构及牲畜饲养变化有关，但人类的大量捕杀无疑是其中重要原因。
当时的美国本土生物学家担心麻雀成为“生态扩张”物种，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1870年代以后激烈灭杀麻雀，或许是当时“本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反应的折射。因为在“麻雀战争”（the sparrow war）期间，美国有大批的南欧、东欧人，以及日本人和中国人移民。为了突出麻雀的不端行为，当时的一些学者使用“黄祸”（yellow peril）一词，该词流行后又被用来指代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在19世纪70~80年代，对这种鸟类，甚至有人建议出台一项“排除麻雀法案”（sparrow exclusion act），而1882年美国国会即通过了《排华法案》，在对华人的指责中，也有诸如肮脏、抢占本土人工作机会等控诉，这种与麻雀的指控十分相似。因此，灭麻雀运动就不仅仅只是针对一种鸟类物种的行为，还具有了某种政治要求的表达，一场物种战争就具有了政治色彩。
当然，将英国麻雀与美国对待当时的人口移民进行关联，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或许这只是一种时代的巧合。
进入1940年代后，美国的生态学家提倡对引入美国本土的英国麻雀进行深入研究，因为不管时人如何鄙视它们，其已经在北美广泛繁殖，人们应该学会如何去接受它们，而不是忽视，应该重视对这种鸟的生物学理解。经过近百年的繁殖，英国麻雀已经在美国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对这种鸟也需要重新评估，而且麻雀也正在适应某些地方的自然平衡，比如在1944年春，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榆树因枝叶溃烂而枯萎，因麻雀捕食害虫而导致这场森林灾难得以安全度过。但因为麻雀本身具有的问题（如偷食谷物），仍需要对这种鸟进行控制，而最理想状态是尽可能地改变有利于麻雀生存的环境。从全部铲除到逐步改变适宜麻雀生存的环境，从呼吁全民进攻转为有条件的限制与制约，以达到控制麻雀增长。此后美国对麻雀之态度也基本如此，未出现如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半期的全方位灭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