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叶嘉莹先生的诗词一生(2)

▲叶先生幼年居住的四合院/图源:《掬水月在手》纪录片
“生长燕都,少承家学,卒业名庠”，[4]叶先生早年生活如词所写。清末民初是国家风雨飘摇之时，也是大师辈出之际，诸如康梁、胡适、鲁迅等一系列文学大家纷纷涌现。这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二律悖反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是，在民国这一特殊的时期，文学大家的涌现更多是旧学根脉与新学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赵惠俊积极肯定了叶先生少承家学所练就的旧学功底。赵惠俊认为，传统的私塾式教育注重背诵，大量经典篇章的背诵为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民国时期，那些接受了传统私塾教育的学者，大都跟叶嘉莹先生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学积累。正如赵惠俊所说：“这就好像今天的计算机一样，数据已经录入到程序中去了，然后再调动起来就更为方便。”

▲秋日残荷/图源：《掬水月在手》纪录片
便欲乘舟飘大海，肯为浮名误此生？
提及叶嘉莹先生，“中国最后的女先生”“穿裙子的士”等一系列头衔不免浮现在我们脑海。这些尊称体现了大众对于叶嘉莹先生品格的赞赏和推崇。
“士”的称呼古来有之，古代的 “士”是指读了儒家经典，通过了国家考试，进而干预政治、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人。[5]传统意义上的士具有读书人与官员两重身份。从这个定义上看，中国的文人就像是为政府效劳的犬马。他们要不成为良犬，受着主人的豢养去看家护舍；要不成为独立的英犬，不但敢于吠贼，而且敢于吠日。[6]

▲叶先生剧照/图源:《掬水月在手》纪录片
当代文坛，除了叶嘉莹先生外，汪曾祺也被称作“中国最后的士大夫”。2016年过世的杨绛先生也曾被媒体称为“永远的女先生”。什么样的精神让他们都被尊为“士”？
虽然科举传统值得读书人与封建官员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叠，但是赵惠俊强调，士的精神应剔除传统官员的身份，仅从纯粹的学者角度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