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一生的内容：我读加缪《局外人》(11)

既然不是闲笔，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加缪为什么要写这个小女人呢？我还是换一个问法吧，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熟悉这个小女人么？
你们当然不熟悉，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吧，我们把小女人手上的纸和笔都扔了，换成一部手机——好的，我听到你们的动静了，感谢你们的敏感，你们做出了合理的反应。是的，现在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小女人了。她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流行文化的追随者，她同时还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消费文化的实践者。我们对她不应当感到陌生。
在《局外人》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加缪对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具体描写，但是，加缪是多么地敏锐，他已经捕捉到了未来社会的一些迹象，尤其可怕的是，通过这个小女人，加缪提供了一种精神气质，那就是理性。注意，这不是一般的理性，是激进理性。激进理性使小女人不再是一个人，成了机器，是外部的文化所养育起来的机械人。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忘记，那就是《局外人》的写作时间，它的写作动机诞生于1937年，出版于1942年。这个时间段清晰地告诉我们，《局外人》诞生于二战正酣的时段，整个欧洲都饱受纳粹的蹂躏。我们都知道，纳粹是疯狂的，这疯狂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激进理性，它们是一码事。激进理性是一种绝对的理性，是“流行文化”，也就是统一意志的完整内化，理性取代了人性，机械性替代了生命性，统一性剥夺了个体性。当这种统一性和机械性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再一次激荡了“流行文化”。激进理性的反复内卷，最终成员就是这个“小女人”。我们都知道，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大旗，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但是，理性本身也在发展，理性本身也存在一个异化的问题，它自然就必须经历反思与批判。如果失去了反思，失去了批判，理性就极有可能发展成绝对理性、极端理性，也就是激进理性，说得学术一点，那就是“工具理性”。
激进理性所背离的是常识理性，最终，它会演变成一台疯狂的机器，碾压的，摧毁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小女人”就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具体写照。冷漠，无情，空洞，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算”。
默尔索也冷漠，也无情，也空洞。某种程度上说，默尔索其实也是“小女人”。当“小女人”第一次出现在塞莱斯特餐馆的时候，默尔索已经从这个“小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自己。否则，默尔索不会跟出去。默尔索跟出去可不是泡妞哈，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那至少说明默尔索的内心还保留一份激情，也许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爱。默尔索没有这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当中看得出来。所幸的是，默尔索杀人了，命运中断了默尔索成为“小女人”的发展之路。默尔索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活着，其意义等同于他拒绝了走进那个机器人的行列。然而，荒诞的是，这个冷漠的、无情的、空洞的、会“算”的“小女人”，这个钢铁一样坚硬、引擎一样迅速的“小女人”，她走上了证人席。这个被激进理性异化了的漂亮肉体，她成了他人道德的代言人和裁决者——这就是当时的欧洲所处的文化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