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说“我爱你”，但为什么女生更喜欢说“你爱我吗”？(6)

有没有另外的拓扑，这图型尊重差异-间距，非线性、动态的，没有二元对立，或因惧怕不确定性而抑制本体性的差异运作，伊利格瑞说，有的，这就是《性差异的伦理学》讲座提出的重要议题：间距-封套的运动。运动场所，存在论意义上的所是之所，在be-tween这里，贯通起存在论-主体论-伦理实践。由此前提是：认识二价转换成主体的“二”，这个“二”，这总是相异的存在，被标记为男主体和女主体，并在男主体-女主体之间，经由爱欲活动的实践智慧——这里指波伏娃曾提到的妇女解放不会抹除“性吸引力的光芒”——“女性解放”改写为“性态解放”（sexuality liberation），那么她尤其强调开口说“我”（I）时，无论男女，这必须意味着：1.我（逻辑主格）是性别化的（sexuate）；2.只有我的内在性朝向他者，我才能被激活，而不是简单被外部世界所规定；
3.我是神秘的，你也是，这使得主体间性免于所谓中立的匿名性命运。在此，千人一面的“我”作为知识主体，其所从事的认知活动，所依赖的范畴形式，无法回指自身，这就是黑格尔对观察理性的质问：那个观察着的“我”如何得到思考？尽管主/从意识似乎破解了这个难题，但是作为知觉中心的身体，黑格尔从未谈及。从根本而言，存在论无法摆脱“身体”的在场，而身体恰恰是文化/自然，主观/客观，我/他共在的场所，除了生理层面的，这身体还是心理的和意识的，那么意识哲学在其逻辑起点上就无法回避性/别。意识活动的动力只能来自差异，这差异除了黑格尔说的时间基座，萨特提到的我-他，在具体而鲜活的生命这里，在身体处境中，女性主义观察到意识栖居之所已然被性/别区分开来了。生命自行携带的差异性，为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交流和对话准备了裂缝，因此“我”从出发点开始必须是二相的，在反思之前，既是言说者，又是倾听者，既是信息发送者又是接受者…
…“我”处在一个漂移的位置上，那么一般的规定性，尤其伦理行动和政治活动的规定性究竟是指什么呢？

书影拍摄：书鬼
性差异为什么是根本的？
人人都在说“我爱你”，但伊利格瑞从她主持的言说考察项目中发现，女生组更喜欢使用“你爱我吗？”这样的表达，她意识到女性经验的特质是，喜欢把“你”摆在主格位置，这往往被性别文化隐秘操作为：女人更懂爱，女人更具奉献精神，女人是人类情感的温柔护士等陈词滥调。赞美还是囚禁？从“我爱你”，到“你爱我吗?”，陈述从肯定命题变成疑问句，如同爱的律令在不同语境中，被女人胆怯地表述为犹疑、邀约、反诘和祈使，但伊利格瑞认为这还不够，因为爱作为动词，不仅主语是问题成堆的地方，连宾词“你”同样也不能幸免。即使当男性哲学家如萨特提出，他者的自由才是我的自由，但他依然残留了“唯我论”的悲凉底色——他者反哺主体？——因此才有“人是无用的激情”这样的感叹。而伊利格瑞将女性言说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为：I love to you，我是你，你是我，主词和宾格都未得到规定，因此爱欲活动对于双方来说，只有朝向你，我才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