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朱辉：世间万物必有其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3)

我之所以以写作为业，主要还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解放后小镇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有不少书，《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等。我还不识字，父亲就在夏天乘凉时，摇着芭蕉扇，一段段娓娓道来，金戈铁马，鬼气森森。这些文学人物，就仿佛活在我周围。但在气质上，我恐怕跟母亲更像，坚韧、耐劳、富于幻想。至今记得，母亲在灯下做针线，轻轻哼唱着好听的歌谣。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这个小环境对我的影响更明确。1978年，在我面临人生选择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父亲的同事们中间不胫而走，人们挨排排等着看。我记住了陈景润，更记住了徐迟。多年以后，我写短篇小说《绝对星等》的时候，脑子里居然出现了那一期《人民文学》上，大段的数学公式。多年以后，我学过了《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一个小时候就提出的问题有了答案：
徐迟肯定不懂这些公式。我一个理工科的半懂不懂，他当然不可能懂，但他就写到了文章里！这种上天入地，汪洋恣肆的胆略和才华，令人难忘。我很钦佩。
青年报：你在家乡生活了多少年？最后走出这块土地的原因是上大学吗？目前在这块土地上，还有没有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朱辉：我不到十八岁就离开了家乡。考上的是华东水利学院（1985年恢复传统校名河海大学）。虽然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诱逼，我没有能考文科，但我承认，离开家乡是我人生的关键一步。走出来很重要，到哪里不那么重要，但能到南京，是我的运气。家乡是我的衣胞之地，我的童年和青春也在那里，即使我母亲已不经常住在那里，我还是会去，祭祖。顺便吃吃正宗的兴化“八大碗”。
青年报：你在大学读的是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我们非常好奇的是，这和文学似乎隔得比较远，你的文学理想或者文学创作，是从这时候起步的吗？你介绍一下你在大学期间与文学有关的生活吧。
朱辉：读水利，爱文学，这是我到南京以后的状态。我没有读中文，当然就没有文学的同学、老师，没有圈子，不在某个谱系里，这很孤独。这阻碍了我，还是成全了我，我也说不清。大学的专业，我读得还不错，但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文学阅读上。读书馆的纸质借书卡，我用了很多本，后来，友善的图书管理员熟悉我了，会主动把新书给我留着。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那时还是手写，刊物不退稿，还不接受复写件，我怕自己的字丑，影响编辑的观感，这时候是友情帮助了我，朋友会帮我抄。后来毕业了，慢慢有了文学朋友，也参加一些私人交流。上世纪90年代，南京的文学氛围真是好啊，有一大帮写作的年轻人，我们荤素不拘，言辞犀利，无话不谈。时间在流逝，那拨人有些人断了消息，有些人不写了，但那种简陋的环境中十分深入的探究，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