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朱辉：世间万物必有其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4)

我们可能读彼此推荐的书，但各写各的，互不干扰，同道间心存善念。那时文学是很热的，我起步的刊物《青春》，据说每天的来稿要用麻袋装，发行量好几十万，收入可以起一栋楼。那时的编辑也敬业，我的第一个责编李潮（韩东的哥哥）对我的稿件就很认真，为了稿件的修改，会约我去他家谈。他家住七楼，印象深刻的是他家的电话线极长，可以从这个房间拖到任何一个房间，李潮常常拖着电话线跑来跑去。
青年报：你毕业的时候好像留在了学校，这一选择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在大学校园里的工作有没有值得你怀念的和排斥的地方？你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在高校的那段经历，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是否有用？
朱辉：1985年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不错，还当过体育部长，我可以去的单位不少。但直觉上，我感到如果去了水利单位，那就真的离文学更远了，还是学校好些，而且我不愿意离开南京。系里的领导问我：你愿意留校吗？于是，我就在学校工作了30年。
这30年，中间也不时有选择，可以搞行政，可以继续读硕读博，免试的，但我选择了从系里调到出版社，还是觉得离文学可以更近。事实上，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水利教材和专著，我每天面对的还是公式、矩阵和图表。我白天组稿审稿，晚上写作。这是一种近乎人格分裂的状态，我从不适应，倒处之泰然，最后基本游刃有余了。而且，我居然体察到了严格的理工科教育对我的滋养，甚至是支撑。世间万物，必有其理，物之理，人之性，常常并不相悖。况且，高校是一个人的场域，酸甜苦辣，功名利禄，也会在这里交汇，这对我的写作也是富矿。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大学写的，但我并没有局限于校园，故乡、社会、历史，我都写。
大学的30年，在我的思想上打上了印记。我没有研究过在大学的作品和在作协写的作品有什么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校园的经历，我不会在《绝对星等》里写一个天文学教授，《七层宝塔》可能都写不出——我大学的专业是水利，小说里关于土地规划的理念早就在我脑子里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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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必有其理，
物之理，人之性，
常常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