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法下”：统治者的真实故事(3)

这是小事一件，如果回到七十多年前，菲力浦亲王与伊丽莎白结婚时，那个世纪性的盛典，却也有一个很小故事。1947年的那个婚礼，被很多人认为是英国战后重振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但是，伊丽莎白那件举世瞩目的婚纱的纺织材料，却是她作为公主一张一张攒下的“配给券”才制成的。原来，战争开始后，英国经济进入战时轨道，先是食物实行配给制度，按配给券购买，然后，服装也实行纺织品配给券，一开始成年人每年有六十多张，后来战争恶化，不一定会全拿到。配给券一直维持到战后许多年，从王室到政府，每个人都领取标准的配给券。没有“特供”，也没有因“国家利益”或“工作需要”有所变通。民间许多妇女自发寄赠配给券送给伊丽莎白，但都给婉拒并退回，而政府赠送了二百张配给券以作贺礼。二百张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双鞋子需要五至八张配给券，一件衣服需要八至十一张，一双袜子也需要两张。
基本上，婚纱的材料是公主辛苦攒下配给券才得到的——贵为王室，在红白喜事上也没有任何特权的。
这就是目前英国王室文化中的人民性——不是仅仅到外面向人民招招手拍拍肩膀和亲切微笑，然后回去养尊处优，而是履行一切与人民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在现代政治文化下，当我们观察英国王室为什么如此长盛不衰，成为一个国家治理和运作的有机部分时，如果不看到这种人民性，可能就会难以理解其中真正的内核。
这个内核，或者英国王室文化的真正故事，就是四个字：“王在法下”。而这一切的形成，都离不开八百多年前产生的英国“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而大宪章的根本要害就是“王在法下”。
在一个月之前笔者所撰那篇文章中，曾提及王室与大宪章的传承性，但没有加以展开。文章在“纽约时间”公众号发表后，引起国内一些学者兴趣，认为类似课题很值得讨论。其中，笔者的老友、国家行政学院原教务长姜洪教授注意到了文章中提到的大宪章，传来了他此前即2015年纪念大宪章八百年时的五篇讲话。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教授对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作了最充分的评估。
从十三世纪当时的背景来看，由于英国国王一直保持较大的权力，形成了与贵族阶层的尖锐矛盾，当时的国王约翰成为史上最糟糕的暴君之一，对外战争又屡遭失败。在空前社会矛盾下，贵族、教会和市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问题是，他们没有把这个“最糟糕的”国王推翻，而是在1215年向他提出了一份由四十八个条款组成的豁免权清单，史称“男爵法案”，国王被迫与贵族及主教们和解并在法案上盖上了王玺，就形成现在所说的《大宪章》最初版本。最有意思的是，这份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将封建君主的权力限制在法律框架之内的文件，就是由“最糟糕的”国王签署的。这里的逻辑很清楚，国王虽然很“糟糕”，但这个国家仍然需要国王——这是当时贵族、主教、平民和整个社会的共识，而且是一种体现了英国传统和历史特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