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法下”：统治者的真实故事(5)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因为是国王给的就可以随时收回，那么国王就可以予取予回，形成另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大宪章就是跨越时代的，成为现代宪政之母。现代政治中的财产权、人权、法制、以法治国、权力的制衡等等，都来源于大宪章，是以往政治制度没有提供的。
从表面上看来，大宪章是八百多年前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产生的，当事人就是那个史上“最糟糕的国王”，被民众叫作“残暴的小畜生”，按照我们现在形成的历史观，把他赶跑就可以了，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发生的那样，“皇帝大家轮流做”。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贵族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契约文件约束国王的权力，并且保障自己的利益，谁当国王并不是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一份约束国王的文件，今后无论谁当国王，贵族阶层和教会的基本权利都不一定能得到保证，这实际上就是人治和法治思想的最早思维区别。另外一个重要点是，换国王易，选国王难，而且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这种改革代价太大。英国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了，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序渐进的社会改革或改良过程。在没有像后来法国革命那样具有激进和根本断裂的思路和进程中，英国发现一个新的时代有同旧时代非常一致的接衡之处。
根据大宪章本来就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存在广泛的衔接空间，是两种不同历史的继承和容纳。而皇室象征的各种文化和历史遗产，包括贵族文化，理性主义的社会方式，形成了英国保守主义长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呈现多元，但并不如法国那样长期处于政治的动乱和文化的分裂之中。
就目前各主要大国来看，真正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的，英国算是相当成功的，能把封建主义的历史同资本主义悄然地衔接，又同现代政治接轨，几无留下任何断裂的痕迹，恐怕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媲美。传统类国家一旦出现隔断之后，就很难再接上，尤其像王室政治这种传统，例如法国那种国家，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时代。记得二十年前姜洪教授来加拿大，我们两人谈到英国重视历史遗产，他说中国把科举制度打倒了，但英国却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创建了他们现代的文官制度。当时我们还就王室问题聊天讨论，我随意说了一个假设，不妨由哪个政治派别或政党充当皇帝角色，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君主制最大的特点是有“人格”性，是家族式的世袭，这是保持恒定性和持久性的必要条件，君主如像政党一样轮替，反而更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当然，这是另一种假设，现在这个时空之下已经连假设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这起码说明，王室文化一旦被断裂之后，是很难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