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19)

“定罪免刑”条款的激活
1.定罪免刑对于微罪治理的积极意义
对于符合实体法上犯罪成立条件的微罪行为，可能的处理方式包括：第一，通过相对不起诉制度进行审前分流；第二，依据我国《刑法》第37条或其他免除刑罚情节，对被告人定罪免刑；第三，定罪处刑，但适用缓刑；第四，定罪处刑，并执行刑罚。其中，定罪免刑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均有所规定，例如，《法国刑法典》第132—58条规定：“在轻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条及第132—65条规定之场合外，在违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并在必要时作出没收有害物或危险物的判决后，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罚”；《德国刑法典》第60条规定：“如果行为人遭受的行为后果严重，判处其刑罚明显不当的，法庭可免除其刑。但行为人因其行为被判处一年以上自由刑的，不适用本规定。”与审前分流和缓刑的适用相比，法院通过定罪免刑能够充分平衡法规范的呼吁机能和个案的妥当性，从而实现刑事制裁的多元化。
首先，通过宣告行为人有罪，以及在必要时施加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有些案件中能够达到与刑罚相同的效果。一般认为，现代社会中，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然而，在微罪案件中，犯罪行为的预防需要性本就较低，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时甚至单纯宣告行为人有罪，就足以实现预防犯罪目的，并对社会公众起到教育、指引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其一，有罪宣告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本身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并且具有向社会公众宣示法秩序的价值取向的功能；其二，通过有罪宣告，行为人将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从而带来附带性的不利后果；其三，宣告有罪回应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有利于平息案件导致的社会矛盾和不良影响。
其次，定罪免刑制度可以弥补形式裁判的不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法院就应当对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视审查结果，决定不予受理、驳回请求或者强制起诉等，这是法院行使形式裁判权的表现。可是，问题在于，对于某些轻微案件，判处刑罚失之过重，形式裁判又无法对案件进行全面评价，此时，定罪免刑制度便能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与以形式裁判来终止程序相比，定罪免刑由于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制裁效果更强；另一方面，与定罪处刑相比，其又具有缓和制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