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变“吸毒”：成人多动症患者之困(2)

“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姜瑞阳解释说，一月两次跨省开药，1140块，再加上请假，往返路费、住宿费，要花近3000块，而他月收入还不到6000。因此，他选择在值班或学习等必要时间吃药。他也强调，服药后有不少副作用，没胃口，晚上睡觉心悸，还有难以忍受的便秘。
姜瑞阳回忆，2019年3月，他在社交平台看到美版利他林代购信息，折算下来，一个月开销约1000块，他认为利他林药效期更灵活，能保证自己数小时的专注即可，便根据卖家要求，通过海外邮寄的方式下单。
两个月后，他接连买了150片利他林及10余片阿德拉，“听人说效果好想尝试”，收到阿德拉时，药塞在罐子里的棉花中，让他生疑，用手机一查关键词，首页就是缉毒新闻，称其作用机制同冰毒一样，“我吓得直接给扔了”，当时他隐隐觉得自己违法了，不再买药。
但他没逃过警方侦查，即便早就吃完了那些药，他与卖家的联系、交易、邮寄信息都留有痕迹。姜瑞阳此后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此次抓捕类似一次“清网行动”，其中“一多半是学生”。
律师何国铭表示，他所接触的ADHD用药涉毒案件当事人中，也存在相关特征：年轻，一般在20岁到30岁之间；高学历，“硕士都非常多”；除少数人为了减肥购药，普遍患有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失眠症等。案发地域以沿海城市居多，主要通过线上交易，邮寄交付。
至于为何近几年相关案件逐渐增多，何国铭解释，新冠疫情后，人流，物流的管控收严，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因此减少流入国内，一些吸毒人员转而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即第三代毒品，通过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来，同具备麻醉、兴奋或致幻作用——其作用机理与上述药品相似。
何国铭从与办案人员的多次沟通中了解到，为遏制第三代毒品蔓延态势，“公安局有文件性规定，要求各地侦查机关严厉打击这种精神类药品的买卖、走私行为。”如若姜瑞阳最终被定罪，检方将计算其购买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总量，依据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进行换算，再由海洛因量刑标准进行判罚。何国铭表示，对此类人员，检方量刑意见通常在2-3年。
此前，何国铭就国内麻醉精神药品涉毒案例做过分析，他举例称，像部分药品代理商，通过海外渠道卖给国内患者。长期出售、涉及数量、次数、金额较大的情况下，甚至会面临顶格7年的判罚处理。
模糊
被警方带走，在厂里连续消失两天之后，姜瑞阳在同事传言中成了一名瘾君子。他说领导还算宽容，没开除他，但要是背上刑事责任，或者此事闹太难看了，他基本只能主动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