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变“吸毒”：成人多动症患者之困(4)

受限
在成都一家通信公司做项目经理的张建辉，或将同样被控涉毒。自学ADHD资料后，他得知ADHD遗传性较高，连带认定正上小学、成绩不佳的女儿同患此病。2018年年底，两人前往成都儿童医院，女儿并未确诊。他不死心，通过巴基斯坦的一位华人医生一次性购买到了10盒利他灵，又托朋友带回国内。
张建辉说，“单纯靠药改变命运不一定有用，但至少有那么一个机会”，但女儿连续用药一个月，药量从半颗加到整颗后。她写作业的速度仍未见长，食欲倒是减了一半，且情绪变得低落。张建辉怀疑药是假的，自己也前后试药好几次，一次2片、吞服、含服仍然没效果，最终他打消了继续用药的念头。
“没有诊断就没有治疗。”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曾参编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国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的教授陆峥表示，他也曾碰过类似“患者”，为了开药来看病。他说正常人服用ADHD药物，并不能提高专注力，也没必要，好比健康人使用抗抑郁药，同样不会提升情绪。
他同时强调，当下所有精神障碍，包括成人ADHD，药物治疗仍是主流，但必须依据诊断和复核诊断来规范化用药。通过以上例子中的网购用药，“纯粹是瞎蒙。”
但在用药乱象背后，国内ADHD诊疗的“区别对待”同样需要重视。陆峥表示，在儿童、青少年中，ADHD十分常见，是儿少精神障碍中的最主要的诊疗单元。专注于全球细分行业调查的咨询公司QYResearch，则在2020年发布的ADHD市场调研中表示，中国是ADHD药物市场规模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之一。
但截至目前，国内尚无针对成人ADHD的专病诊疗门诊。陆峥表示，中国成人ADHD患病率为2.8%，估计其中仅有不到5%的患者得到诊疗。陆峥补充道，社会对ADHD认知也多局限在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医生的认知仍然是不足的。”加上成人ADHD共病现象普遍，即常伴随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双相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很容易被忽略，往往会导致漏诊或者误诊。”
眼下，陆峥正致力于建立中国成人ADHD门诊，为此他与团队需要建立严格和标准化的诊断机制：规范ADHD筛查、检出工具，两名以上专家将需要一起诊断和确认每个病例，从去年12月起他着手准备，期间团队最为关注的，不是医疗问题，而是如何规避法律问题如开出药品被倒卖交易。
他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多部门协同制定相关医药和法律程序，尤其是药监和公安部门，“我们是谨慎又谨慎，就怕跨入这样的红线。”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姜瑞阳、张建辉为化名。第六声(Sixth Tone)记者倪丹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