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丨伊藤虎丸：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的生命观与终末论(6)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正像已被多次指出过的那样，在此他并没把自己放在“光明”的一边，而是要作为一个熟知“因袭”的黑暗之人，牺牲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为年轻人开辟未来的道路。——而他的这种“进化论的生命主义”的最为直接的表达，是《随感录六十三》中对有岛武郎的共感。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去罢，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罢。……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走罢！勇猛着！幼者呵！’”
这段之后，鲁迅紧接着写道：
“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鲁迅对有岛的这种共感至今仍打动着我们。现就鲁迅与大正时代生命主义的关系而言，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与中泽相比，鲁迅更接近有岛。
4. 民族的危机感与生命主义
鲁迅生命观中还有一种特色不见于中泽和有岛，那就是它构成一种契机，用以唤醒深刻的民族忏悔和危机感，以使人意识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中缺乏生命。正像北村透谷在上引《内部生命论》中以“是否有教诲生命的宗教”来看待东西文明的差异一样，可以说，鲁迅的生命观是一种首次接触欧洲近代的亚洲青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民族自我反省，不过，鲁迅自留学时代起就已经有了一种危机认识，即中国人“缺乏使人成为人的可以叫做生命力的那种东西”。[6] 众所周知的对《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问卷的回答，尤其鲜明地阐明了这一点。鲁迅回答说，“不看中国书，看外国书”。[7] 其理由如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僵尸”，这里不妨直译（？）为“僵直的尸体”。香港电影里也出现过一种可怕的妖怪（从墓地走出的尸体），直臂而不弯膝，一蹦一蹦地走路，那是因为尸体的关节僵硬的缘故。如此说来，“僵尸的乐观”和“活人的颓唐”之对比，在感觉上是很逼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