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霍乱等流行病与社会卫生体系建设

中世纪与领土卫生的发展
在古典时期的欧洲，流行病已经为人所知。它们已经被荷马所传唱。后来在文字记载的时代，有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随后是公元180年左右的“安东尼瘟疫”（Antoninischen Pest）和公元250年左右的“西普里安瘟疫”（Cyprianischen Pest）。它们是不是由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真正的鼠疫还尚无定论。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流行病，古希腊的城市已经设置了一种医生们相互合作的自我管理组织，担负起提供医疗救助的公共义务。对行医人员和对治疗处于危险或紧急状况的人们的监督从此开始；这也是在发生公共紧急事件（如流行病）时，医生既要救助患者，也要负责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建议的开始。官方指派的医生必须留在现场，不得逃离。因此，对于医生而言，流行病成了道德问题——即便在巨大的危险中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些职责是后来所谓“职业化”的早期标志。而对其他人来说，在流行病来袭时，逃跑才是座右铭。《十日谈》的作者就持这种观点。
在1346-1353年的“黑死病”之后，鼠疫变成了欧洲的本土疾病，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不同的地方暴发。由于在这些新的流行病中死亡的主要是年轻人，一些科学家认为，当人口的疾病传染程度因世代更迭而减少时，鼠疫总能找到一个新的潜在受害者。在城市中，鼠疫在人口稠密的贫困人群中造成的伤害最大。尤其是，穷人躲过流行病的机会远不如比较富裕的群体，直至今天情况依然如此。1970年，《明镜周刊》对刚刚消退的“亚洲流感”挖苦地写道：“一个月来，流感在德国公民中蔓延，只有一个例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席加贝特（Volkmar Gabert）声称：‘一个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来自远东的病毒免疫力很强。’然后他就躲进了山里：‘在那儿没有人能传染我。’”
说回鼠疫。众所周知，1666年伦敦的鼠疫流行伴随着城市大火。鼠疫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是经验之谈。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对内对外的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意大利北部和弗兰德的产布城镇不再生产商品，来自鼠疫流行城镇的商人则被那些还未感染鼠疫的城镇拒绝入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贸易城市建立起了纯粹反应性的卫生威胁防御。先行者是威尼斯这座连接广泛贸易网络的城市。早在14世纪末，载着病人的船只就不允许直接进入城市的港口了。此外，有嫌疑的船不得不抛锚等待，直到确定乘客没有传染的危险为止。隔离（Quarantäne）这个说法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隔离期通常持续40天（这个期限源于《圣经》），因此有了意大利语数词40——“quaranta”。当时贸易世界中的其他海洋共和国和海洋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管制。这些措施逐渐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人员隔离设施和针对货物（如皮草或织物）的隔离检疫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