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霍乱等流行病与社会卫生体系建设(2)

欧洲最后一次鼠疫流行发生在1720年的马赛，起因是从黎凡特驶来的一艘船上的商人贿赂港务局，使得他们的货物被允许上岸参加巴黎博览会，尽管该船由于鼠疫本应在港口外被隔离。
贸易城镇内部的流行病防卫措施一般包括具有卫生影响（或副作用）的法规，其中包括城市公共秩序、供水、街道清洁、食品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规。相关责任人没有考虑过共同体的“公共卫生”问题。当时的医学也没有发展出一门公共导向的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谱系。然而，随着1485年“卫生主管”的设立，威尼斯城邦明确提出了“领土卫生”（sanitas terre）的概念，即不是指人或人的躯体，而是涉及一个城市甚至国家领土的健康。这种卫生当局的目标和目的在于维持公共秩序、调节社会等级、干预市场关系和保障生活条件。
这种方式理解下的公共卫生成为公共秩序的一部分，从而也成为政治和行政的一部分。偶尔有医生试图以公开任命的政治家和行政人员顾问之外的身份介入城市或国家的管理，但总是会遭到城市和国家的领导阶层强烈且坚决的拒绝。
近代早期的麻风病和梅毒
在不断发生的鼠疫疫情中，被感染者的房屋被标识且封闭起来。这是强行实施私人隔离的一种方式。人们还会使用特定的建筑设施，将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聚集在一起，与外界隔离。住在这种设施里，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经常有亲属在瘟疫屋前发生骚乱。但共同体需要将病人和疑似感染者隔离以避免疾病进一步蔓延，必要时还会使用暴力。无论如何，这些病人都没有被送进医护院。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的医护院主要接收贫困人群，即“不幸者”，也就是那些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被收治的人很少能见到医生。医护院关注的是灵魂的救治，较少关注身体的健康。
十字军东征后，欧洲麻风病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社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出现了两种新的观点：一是认为存在特定的疾病实体（Entitäten），二是认为这类被特殊疾病感染的人必须与社会分离。于是就有了特定的隔离：应该把病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以防止疾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很容易发现，麻风病具有传染性，且没有任何治疗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麻风病患者如何脱离家庭和城市中的社会生活，同时又保障他们的生活，形成了花费极大、经过了医学检验且在法律上可行的方法。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与被包容并行不悖。一方面，“麻风病观察”是通过控制性的法律行为将涉及者从共同体中移出——这甚至包括物权法问题。另一方面，通常由内行的医生根据麻风病人的血液进行诊断，决定麻风病人是否有资格进入麻风病疗养院。麻风病疗养院主要类似于修道院那样的社团，其居住许可有时与城市的居住权相关，外国人在近代早期的麻风病疗养院里找不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