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霍乱等流行病与社会卫生体系建设(11)

“伤寒玛丽”当时的海报
儿童死亡率与卫生行为的改善
人们在认识到细菌之前，它们在哪里？它们当时并不存在！对最小生命体的研究始于17世纪的胡克（Robert Hooke）和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基本方法是在19世纪才由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展起来的。然而，细菌并没有出现在人们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在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存在。人们要在几十年后才会与这些新室友或者说客人相处。即使是许多医生，最初也无法认同，是微小的、看不见的生物引起了当时那些致命的传染病。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巴斯德
如今，随着实验卫生学、卫生基础设施和相应服务管理的进步，公共卫生危险的景象似乎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流行性的急性传染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横向的、对各种危险均有效的卫生方式加以控制。随后是地方性传染病，主要是伤寒和腹泻。地方性腹泻病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婴儿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流行病（Epidemie）与地方性疾病（Endemie）的区别在于，前者伴随着新发病例的突然增加，而后者则伴随着持续性的但并不过高的疾病水平。两者都是局部性的，而大流行病的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以微生物学为关联学科的新的细菌学，使人们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近乎外科手术式的纵向卫生干预，对相应的病原体或健康的病菌携带者进行卫生处理。然而在德国，契机绝不是婴儿死亡率高或结核病——科赫已经发现了导致结核病的病原体，但还没有制定出任何针对结核病的公共干预措施。细菌学的公共作用在于，帮助找到了许多可以具体地、纵向地进行干预的措施。然而，治疗成效仍需要等上数十年时间才能被证实。实用医学在传染病的下降中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按照年龄、社会地位和性别等因素划分出的特殊危险群体在这两个学科中只是次要的焦点。
当婴儿和儿童及其死亡率成为公共卫生的焦点时，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公共干预。1900年前后，人口统计学家确信，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在法国，很早就结合人口老龄化的警告信号开始讨论提高出生率的必要性，而除此以外，婴儿死亡率也引起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众关注。归根结底，问题是：如何让妈妈们将有关婴儿护理和抚育孩子的新科学知识付诸应用？人们很快发现，母乳喂养和牛奶供应可能是确保儿童存活下来的关键。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等慈善机构赞助了对牛乳消毒的研究，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母乳喂养运动。此外，孩子们生活和上学的环境也需要改善。由此，食品和住房被确定为健康风险，现在要通过卫生学加以改善。这样，在19、20世纪之交，社会卫生学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