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霍乱等流行病与社会卫生体系建设(12)

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中某些群体的疾病及其特殊的、明显致病的生活条件上。卫生保健作为一种社会卫生学的实践，主要针对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社会地位或职业等而受到特定健康危害的人，特别是母亲和孩子；另一方面是那些由于（常见）疾病而危及自己和同胞的人，如肺结核患者、性病患者、酗酒者、精神病患者等。因此，社会卫生学的干预领域是将慢性-地方性传染病作为准消费性健康风险，将孕期以及育儿的整个领域作为准投资性健康风险。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相关的体质卫生学。其假设是，运动和呼吸新鲜空气能改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健康。德国足球协会的第一任主席、颇有争议的医生胡普（Ferdinand Hueppe）将锻炼身体作为一种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方式进行宣传。同时，他也是种族卫生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种族卫生学主张，疾病的发生有遗传方面的素质敏感性。根据遗传性逻辑，种族卫生学家希望鼓励具有所谓有利基因的人生育，将具有所谓不利基因的人排除在生育之外——通过教育，呼吁他们对后代负责，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强制和绝育的方式。在德国，这种思想随着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的《预防遗传病法》成为现实，在“二战”之后以所谓改良优生学的变化形式继续存在。按照这种理论，只有健康的父母才能生育。在种族卫生学中，健康的定义变得非常宽泛，并且也包含了社会差异或其概念来源的几种形式。
但是，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这段时间里，在这些重叠的卫生观念中，细菌处于怎样的位置？正是对牛奶和育婴母亲的关注，使得细菌再次成了焦点。众多的卫生教育活动和展览，旨在教育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控制病原体。这里可以提及两个例子：妈妈们要学会不用布袋装面糊，而是尽可能用无菌的方式来准备婴儿食品。即使是在夏天也要将食物煮熟，但不要用电暖瓶器，而是用烤箱！更好的方式是：母亲应该自己喂奶——母乳喂养的宣传是选举的一种手段。在先进城市，社区护士会探望贫困社区的新生儿母亲，必要时进行指导。只有在孩子被母乳喂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食品补充和其他辅助用品——弗雷特（Ute Frevert）将这种策略称为“关爱的围城”。然而，这种策略并不仅仅止于牛奶和母亲。例如，肺结核病患者会被告知，其唾液中含有细菌，即一种会造成结核病的无形的小生物，所以不要再吐痰。
这就是反吐痰宣传！当时的西部电影中仍可看到角色向痰盂里吐痰。这种行为会被人厌恶。向蓝瓶里吐痰先是被广为宣扬，但接着又成了一种标志：这样吐痰的人是肺结核患者。所以，人们不再吐痰了，最多也就吐到手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