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光阴的故事(2)

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他的大学老师、诗人杨泽。这位怪咖，年轻时意气风发，与木心在杰克逊高地阔论文学，后来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同阶段在职的还有小说家张大春。骆以军读书时，想不到后来有跟着他行走江湖的缘分。这些年，两人逛遍台北街头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找从《儒林外史》里穿越来的人：卖玉石的、卖佛像的、卖茶叶的，还有“给人延命的”。

杨泽，诗人，本名杨宪卿，生于1954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曾于布朗大学任教。已出版作品有《蔷蔽学派的诞生》《仿佛在君父的城邦》，译作有《纪德评传》《窄门》等。
其中一位师傅，好像练过少林功夫，为他们踩背、腿，“通经活络”。还有一位老者，养蜜蜂，据说让它们叮一叮，可以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民间称蜂针疗法。每个星期天，骆以军都会去叮蜜蜂，一开始一针，后来增到二十针，“痛到不行”，“但大家都不喊痛，我也不敢喊”。
不出意外，这套疗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妻尤为焦虑，一方面觉得不靠谱，另一方面是怕他感染新冠，真丢了命。“我脑子、骨子里也根本不信，”骆以军说，“但杨泽算是我的恩人。我人生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老大哥，相信某套系统，用来骂我，想把我从很糟糕的状况里救出来。”
最夸张时，他看到杨泽身上叮了一百针，却镇定如佛陀打坐，大惊。这才忍不住问，“老师，我跟你来了一年多，期间见你带不同的人来过，为什么最后只剩下我跟着你？”师徒关系不像神话故事。在骆以军的世界里，唐僧没有遇见孙悟空，身边只有猪八戒，而他们一起走到了最后。
虽自嘲“八戒”，但骆以军身上有一股憨人和乐天派少有的狠劲儿。他选择报答恩情的方式，与他的写作如出一辙——以身体发肤为代价。他不追究方法是否科学，只要它们有益于重建生活的秩序。在杨泽的带领下，他的嗜好从咖啡变成老茶，从宅家变成接近自然，这已经是本想在三十多岁“殉道”、为了家庭打算再撑一撑的小说家，心态上最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