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光阴的故事(4)

骆以军一家四口早年合影
两次落榜、一次转系和无数的“废柴”时光，都没有把骆以军变成世俗者。他从未后悔因走上写小说的路而成了穷鬼，但内心的隐痛会突然发作。夜里，他梦见一向慈爱的母亲掏出一张存折，说，你看看这些年我光花在你一人身上有多少钱？“写作非常耗能量，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困扰，”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能养家的、安定的事业，它是一个职业。”
骆以军是骆家第一个从事创作的人。从二十几岁小说获奖开始，他就得到了身边人很多的爱与支持。他父亲是安徽人，多年后娶了台湾太太，四十几岁有了他。老人不太理解文艺青年的世界，却乐于报以“就算你不是我儿子，只是我恰遇见一这么执着搞创作的后生，我骆某人也要支持你”的态度。这或许是骆以军用近乎“慢性自杀”的方式写作的原因之一：他急于证明自己。
自我证明的同时，骆以军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在受“文化部”管辖、崇尚IP为王的台湾出版界，纯文学市场狭小，即使是通俗小说，也卖不了多少本。为了好好卖书，上台宣传不冷场，他会提前准备些有趣的小包袱，现场抖一抖。如今，这项本领已经被他练到登峰造极，以至于他在寺庙里讲那些“屁笑话”，方丈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生活中的骆以军比台上更擅长讲笑话。具体如何发挥，要看周遭的环境。“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于他而言，比身不老更重要的是心不变坏，只要没有虚无，没有剥削年轻人，没有失去柔和的瓣膜，他就还好好保护着三十岁以前的自己，那个人生中最骁勇的时刻。
最好的时光
骆以军的九零年代，有一种卡通和武侠片混合的质感。那时，年轻人的世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巢穴，“每间不到两坪大”，有《千与千寻》里汤婆婆似的房东。其中一间塞满脏衣服、旧报纸、狗毛，中间夹着一个逃了课的胖少年，在被书和纸稿垒得高高的桌前，奋笔抄写《百年孤独》。晚上十二点，他搁笔，向床头的地藏王菩萨叩拜，然后入梦，日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