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光阴的故事(5)

青年骆以军（右）与友人
这个地方叫阳明山，以温泉闻名，空气中蒸腾着许多虔诚、闪灵灵的梦想。骆以军回忆，三毛自杀那天，有十几个哥们打公共电话通知他，汤婆婆唤一声，他就轰隆隆地往外跑。此地的文学青年多半是抽象的脸，但也不失留下姓名的：袁哲生、邱妙津、黄国峻……骆以军与三人共享的是同一段青春。有时是哲生下榻，他们在灯影绰绰里聊社会新闻；有时是妙津在宿舍与人围坐，辩论文学；有时是国峻，小说家黄春明的次子，很乖，很沉默，“他的路数和同龄人很不一样”。
同龄人的名校光环，一度让“废柴”出身的骆以军自卑，但好的氛围让他可以不为此困扰太久。那是台湾“解严”的头十年，所有摩拳擦掌的新人都可以像参加《中国好声音》一样竞技、争取奖项，他们平等地拥有一条开阔的上升路径。读研究生时，骆以军凭一篇《手枪王》走红，紧接着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合作机会，比如给一个看起来像没睡醒的人写歌词。他写了两首，拿到一万五台币（人民币3300元左右），觉得对方“很大方”，那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歌手伍佰。
再后来发生的一切，愈发像镜像世界般光怪、扭曲，失去纯真的颜色。一年之间，黄国峻、袁哲生接连离世，引发社会震动，人们将此与邱妙津海外留学时的自戕联系起来，视为某种时代的症结。马华作家黄锦树将他们按写作风格归为一类，叫“内向世代”。有段时间，骆以军成为“内向世代”中一个反向的代表，被关心或过度关心，有人甚至直接问他，“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啊”？

从左至右：邱妙津（1969-1995）、黄国峻（1971-2003）、袁哲生（1966-2004）
彼时的他，的确有些抑郁的倾向，但从未有过极端的想法。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层面的痛苦。在文学界闯出名气后，出于养家和找到伯乐的期冀，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结果没多久就后悔了，“感觉他们把几个管线接在我头上，吸取我的脑浆”。最崩溃时，他跑到一家串烧店，问老板制作成本，盘算着是否该开启一门自己的生意，“不如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
作品打入市场，意味着他需要融入业界和圈子。最荣光的时候，朱天心给他题字，王德威为他的新书作序，事业仿佛走向了巅峰。他不容置疑地感到恩惠。于是，菜鸟开始跟着前辈出席各种私人聚会，直面内心对社交的恐惧，发挥自我调侃的功力。他还在杨泽参与创作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新宝岛曼波》里扮演过一个对着美女流口水的人，如今提到仍觉得羞耻，说那只是为了帮忙，并不是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