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光阴的故事(6)

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唐诺有时在骆以军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遇到他携儿子走过，唤他名字，他不理，只有喊“大师、大师”，他才有反应。骆以军苦笑，说自己早已习惯在特定场合扮演小丑，每当被调侃“大师”，就反说“我是大便”，以至于条件反射，听见那两个字就回头了。
提到前辈和后辈，骆以军流露出罕见的低沉和严肃。他从一个被视为极致哀愁、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流派里走出来，一路走到现在，已经比那些凝固住的生命大了几十岁。他有很多话想代他们说给所有恨不得与世界决裂的创作者。他告诉过胡迁，“你有这种才情，答应我不要自杀”；他也，拷问“年轻人如何学习这种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仍相信爱与自由”。
但人世之艰难，非常人能抵御。他有幸参与过最好的时光，也亲眼见证网络和市场如何牵引文学代际的变化：过去，大家都很虔诚，为了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匍匐前进；后来者更用功，抱负更远大，但还愿意接受正规的写作训练；再往后，他几乎看不见不急功近利的人，都在讨论发言权和人脉。“从我这一代到你们这一代，好像只变得更痛苦，被解构、撕裂、粉碎。”
故事的褶皱
贫穷、绵薄是台湾小说家的底色。唐诺、朱天心讲过自家空间不足二十平，容不下书房，于是去咖啡屋写作的故事。骆以军笔下也有好几任房东、一辆除了喇叭哪都响的二手车，以及永和老家的旧宅。他母亲八十大寿时，外地来的亲属进门直接哭了，还凑了钱，想要帮他们改造、翻新。

儿时骆以军与家人
骆以军是“外省人”，跟着上一辈的苦难长大。骆父参过军，逃过难，住过眷村，与当年的一百二十万军民共同组成了那片土地上“无根”的族群。那里有一条特殊的文艺创作的潜流，代表作是白先勇《台北人》和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于骆以军而言，历史的牵绊更加个体、私密，是一个同父异母、生活在南京的哥哥。
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刚出生就与父亲失联，跟着母亲和曾祖长大。两人没见过几面。一次他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说，大哥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郑重地带着家人、自种的农产品直接坐到了台下。在骆以军的回忆里，那个场面并不是十足温馨、感人的。他当天讲的是父亲去世，自己因家中男丁不足找来几个好哥们帮忙抬棺材的故事，而这个父亲于对方，是那样遥远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