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地情结：章明电影中的场所诗学(12)

《巫山云雨》（1996）如何表现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我们能从战后的欧洲电影史中找到一种统一的结构，而有趣的是，抱有同样初衷的章明却不由自主地从该结构中背反出来——与其他描绘一种现代性无聊、又全然采用一种无果的叙事的当代电影相比，本片的结局完全是上升的：二人的生命激情显然又重燃了。这不禁引发一种思考，即为何电影中的人物能在一种看似无解的精神困境/主体的囚笼中找到脱困之道？这样的结果似乎出人意表，但又是如此合情合理。一种以往的历史决定论或是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将会着眼于人物的前史以探索此问题的答案，但这种分析在此即陷入无力——精神分析学家忽视了“无意识”除了是历史的，同样也是同存的，尤其是当它作为一种形象时，某问题的答案必然就同是空间性的。因此我们发现，这些人物内心超越性的存在实际上是由于这间信号室的每一面都开有门窗的缘故——当我们想象到自己在这座建筑物中生活，在操纵机械、形成错综的往复运动，而被这种运动结构淹没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们的目光却忽然间瞥到了与之截然异质的东西，我们猛然察觉到四周是旷达的山，灵动的水，于是在这一刻，我们便忽然超出了这座建筑，来到屋外，置身于一种折服之中——正如我们忽然间折服于麦强和陈青那样。
上述的经验，或是说梦想，对于一间六面通透的屋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必然；不错，这座现代性与机械性的喻体正因其自身的裂缝而实际上通往其潜在的反面，即它暗中允许它自己的内部朝外挣扎，超越出去，前往四野的自然。
而不恰恰正应当如此吗？一个三峡边巫山老镇所面临的现代性的困境，与某个欧洲中产阶级城市不会是一致的。后者所面临的是长久以来理性的僭越终于达到巅峰后、理性突如其来的崩溃，而现代的影像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西方文明的价值重估。虽然许多迷影型的创作者会试图去构建一种类似的现代性困境的结构，并且双重地同时去构建这种困境的前提，但实际上这无疑是落入了刻奇的圈套，因而是非法的。我们的人物所面临的迷惑同样是具体的，只有在当地文脉所诞生的梦想中，他们能够获得某种指引。对于《巫山云雨》来说，人物在反复地逡巡与压抑之后，终将从自身内部找到转化的道路——最后麦强跃入江水，游去寻找陈青——一个如此具有力量的运动；这一运动正是来自作为诗学形象的当地场所的超越性、亦即真实性。
于是我们看到，章明电影中的空间正因作为“形象”，一方面因其中的梦想而重新（甚至更加深刻地）回归到地方脉络中，成为真正的具体化空间而非抽象空间；另一方面，又因作为纯粹的诗学形象而具有任意性——正似乎是一种身为诗的民族志。正如人类学的民族志一般，章明的“恋地电影”作为某种诗学存在把握住了场所的地方性；不同于人类学民族志的是，后者通常是通过刻录场所的具象来求索当地性，而前者则是把握场所的精神(GENIUS)[9]。在诗学的民族志这一似乎颇为矛盾的词汇中，我们从它的矛盾那里所获得的是对影像空间的具体化更进一步的把握：诚然，诗学的出发点是形象本身，而非概念与范畴，因而“当地”在诗学的民族志中同样超越了某地理范畴，而首先是一种形象。（正如我们在《冥王星时刻》中看到的山中场所并非纯粹的“野外”，而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外地”与“故土”的混合体、时时隐含着野外与都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再次通过对水的想象，即可不断察觉到其中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