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的科学：投毒的险恶历史

【编者按】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科学》是一本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出发的科普读物，作者E.J.瓦格纳是一名犯罪历史学家。在书中，他介绍了福尔摩斯生活的那个时代——19-20世纪——的医学、法学、毒理学，以及当时新兴的法医学等相关知识，并以当时真实发生的案件作为例证。该书的中文版近日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鉴毒》一章。

“会不会是毒药？”
——夏洛克·福尔摩斯（《斑点带子案》）
夏洛克·福尔摩斯常常寻思有关毒药的问题。那个时代的科学思考者必定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为在19世纪，关于有毒物质的检测有过一些重大发现。
当华生在圣巴特医院的实验室中首次与福尔摩斯见面时，后者的手上贴满了橡皮膏，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创可贴。他解释道：“我不得不小心一点，因为我常和毒药接触。”作为一名医生，华生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信息，他知道化学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物质接触。但华生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次提及毒药是在预示他日后与福尔摩斯共同面临的奇妙挑战，例如这对搭档在《斑点带子案》《魔鬼之足》和《血字的研究》中的调查经历。
柯南·道尔的这些故事明显受到当时公众对投毒者及其罪行充满矛盾的兴趣的启发。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大群人会热情地定期参加著名的中毒案件审判。他们对此类案件充满兴趣，因为被告常常是迷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就像福尔摩斯在《四签名》中指出的：“一个我一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赔款而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
女人可以进入病房和厨房。并且人们相信，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绝对值得信赖。19世纪，她们中有很多人站在了被告席上，因为毒理学有了新近发展，能够检测出她们精细而险恶的所作所为。
曾激起公众兴趣并让法院门口人潮涌动的女人包括：玛德琳·史密斯（Madeleine Smith），这位沉着冷静的格拉斯哥年轻女子在1857年被指控毒杀情人，她在他的热可可里掺了砒霜［审判期间，柯南·道尔的父亲查尔斯·道尔（Charles Doyle）为一份报纸绘制了该案的法庭场景图，陪审团做出了非常苏格兰式的“罪证不足”判决］；弗洛伦斯·布拉沃（Florence Bravo），她涉嫌在难以取悦的丈夫查尔斯的勃艮第葡萄酒中放入重金属锑（1876年的陪审团在审讯中发现，尽管查尔斯被谋杀，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任何人有罪”）；阿德莱德·巴特利特（Adelaide Bartlett），她于1886年因使用氯仿杀死丈夫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时，她的美貌和端庄的举止引起了同情（判决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