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凯鲁亚克的四重传记：这一代人的道路(5)

尽管凯鲁亚克本人不情愿，他还是被媒体视为一场运动的代言人，“一时间，他发现自己被媒体摆在舞台的中央，衬托他的道具有法国存在主义（黑毛衣、贝雷帽）、晚期浪漫主义（无限制的享乐主义），以及人类从德·昆西到安斯林格有关毒品的全部看法”。在写给金斯堡的信中，他抱怨“多得难以想象的活动，我不可能记清楚，包括早些时候维京出版社的旅馆宴会厅，几千个尖叫的记者，《在路上》原先的一百英尺长卷轴版拉开来铺在地毯上，一瓶瓶老祖父威士忌，一篇篇宏大长文，《星期六评论》《世界电讯报》，所有他妈的地方，所有人都疯了”。当时，《纽约时报》和《村声》赞美他，《星期六评论》和《时代周刊》谴责他，无论崇拜还是贬低都达到极端的程度。尤为重要的是，众多读者都以为他是书中的离经叛道者迪安·莫里亚蒂，而他其实只是旁观者、叙事人萨尔·帕拉迪塞。
面对媒体的多番刺探，他两度精神崩溃，不禁质疑：“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凯鲁亚克选择了“垮掉”，或者，为了扮演一个更外向的角色，他选择了酗酒。《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继续写作自传式作品——《达摩流浪者》《大瑟尔》《孤独旅者》《巴黎之悟》《杜洛兹的虚荣》，以及好几本没有出版的诗集、梦境记录等。他渐渐远离了昔日的伙伴们，也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激进社会运动颇有微词。
1966年，凯鲁亚克步入第三次婚姻，夫人是斯特拉·桑帕斯，少年时代朋友的妹妹，来自家乡洛厄尔小镇。1969年10月，因为过度饮酒，凯鲁亚克死于消化系统大出血，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葬礼是天主教式的，手捧着念珠。美国的学院派多年抵制他的作品，直到1970年代末期，他的大部分作品才陆续出版。在民间，传奇取代了作品，就像另一个嗜酒的天主教徒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人们总是阅读得更少，谈论得更多。杰克·凯鲁亚克，成了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杰克之书》廓清了凯鲁亚克生平中的多处迷雾，首先是他的社会阶层和认同。他在洛厄尔的贫民区长大，在《镇与城》等作品中对家境进行了美化：富裕，有着普鲁斯特式小点心的滋味，“我所有的童年都凝结在厨灶边香草味的冬日波光里”。少年玩伴直言不讳，“他们家有很多问题，很不走运”，他的母亲认为凯鲁亚克本该属于更高的阶级。他们家无力支付他的大学学费，还希望依靠凯鲁亚克的橄榄球奖学金解决父亲的工作问题。年轻时，凯鲁亚克一定体会过阶层差别，他所上的大学预科学校百分之九十六的同学都是犹太商人的后代，凯鲁亚克一度混迹在富裕学生之列，还帮他们写期末论文。毕业典礼时，因为没有钱买白色套装，他只能放弃参加，“躺在体育馆后面的草坪上，嘴里嚼着一根草，一边读着惠特曼”。他后来结交的哥大朋友圈，吕西安·卡尔和威廉·巴勒斯都出身富裕家庭，艾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