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纯粹哲学(5)

”（AS，26）福柯以话语替代语言，以话语实践取代知识型，深入到西方思想及其文化得以建构的话语深处，呈现出西方文化自笛卡尔以来人如何成为主体的演变过程，质疑了“我思”“我在”的可靠性与明晰性。

《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
不仅如此，福柯还深入到话语形成的基本单位，以陈述与陈述行为（énonciation）来重新审视“我思”主体，以更细微、更具体的方式来阐述话语如何通过陈述主体来解构作者、作品等单位，如何消解真理和意义。在福柯看来，话语形成是一种弥散系统，它具有自己的规则性，“假如我们能在一定数量的陈述之间描述这样的弥散系统，假如我们能在对象、陈述类型、概念、主题的选择之间确定规则性（秩序、关联、位置与作用、转换），那么我们将按惯例说我们涉及话语形成”（AS，53），话语形成包括对象的形成、陈述行为的样态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形成。在“考古学三部曲”中，《古典时代疯狂史》侧重对象的形成，《临床医学的诞生》侧重陈述行为的样态的形成，《词与物》侧重概念的形成，虽各有侧重，策略的形成也有所涉及，但总体上还比较粗略，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
鉴于此，福柯在话语形成的层面上对早期考古学探索进行系统的反思与总结，他指出：就对象的形成而言，对象并不先于话语而存在，不是对象造就了话语，而是话语建构了对象，话语关系或话语实践是话语得以产生的条件，同时作为规则来限定对象。就陈述行为的类型而言，不是主体决定了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了主体，确定主体的陈述行为的状况既不应诉诸先验的主体，也不应诉诸心理的主体性。就概念的形成而言，话语不再是外在的表达，而是概念出现的场所，以更替、共存和干预程序的方式形成概念网络，决定着话语的秩序，因而概念的形成既不遵循“理想性的视域”的先验论模式，也不遵循“观念的经验性进展”的经验论模式。就策略的形成而言，不是话语统一通过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连续、统一与稳定的主题来予以实现，而是主题或理论的选择应被描述为探讨话语对象、掌握陈述行为的形式、操纵概念在系统上各种不同的方式，是调动话语可能性的可调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