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纯粹哲学(8)

其次，陈述具有外部性，用以反对内部性。陈述分析反对内外对立、由外及内的历史分析，试图超越历史先验论的主题，将陈述置于矛盾的、不会诉诸内部性的外部性之中进行分析，反对任何先验的主体性，“因此，陈述的分析不用参照我思就可进行”（AS，161）。再次，陈述具有累积性，用以反对起源的探寻。陈述分析不在于唤醒那些沉睡的文本，不在于探寻它们起源的瞬间或创始的时刻，而是从它们沉睡、遗忘、迷失的起源中探究诸陈述以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被保存、被重新激活、被使用，乃至被遗忘、被毁灭。“描述陈述集合就是要确立我乐意称作的实证性（positivité）。因此，分析话语形成就是在陈述和确定陈述特征的实证性形式的层次上探讨一套言语运用，或更简单地说是确定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如果用稀缺性的分析取代总体性的研究、用外部性关系的描述取代先验根据的主题、用累积的分析取代起源的探寻，人人都是实证主义者，好吧，那么我也是一个快乐的实证主义者，我起码同意这一点。
”（AS，164-165）福柯将考古学的矛头指向了解释学、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他既反对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传统解释学，也反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代解释学；他既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罗兰·巴尔特探究语法原则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赞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从“结构主义大合唱”中退场，与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既解构了笛卡尔以来的“我思”主体，又进一步强化“人之死”的哀歌，走向了彻底的反主体哲学和反形而上学，最终建构了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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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何为？
《知识考古学》不同于《词与物》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话语实践的概念，把话语作为一种实践，这是福柯的重要创新之一。“不过《知识考古学》的主要创新恰恰在于，它考察了实践。它对实践的考察始于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这种重要创新允许福柯改变结构的范式，所以它才能超越单一的话语领域，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更为紧密。”〔5〕福柯放弃了知识型的概念，以话语实践的概念取而代之，由此他恢复了与唯物主义的联系，将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融入了他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不在于—不再在于—将话语当作（诉诸内容或再现的能指要素的）符号的集合来探讨，而是当作那些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言说的对象的实践来探讨”（AS，66-67）。考古学不会把话语当作文献，而是把话语当作遗迹，尽力确立陈述的规则性，描述话语实践的特定规则。考古学拒绝成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它试图确定的不是隐藏或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意识、再现、主题，而是要探讨话语本身，探讨那些遵从形成规则的实践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