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反抗的世界，也是我记录的世界|一位摇滚明星的自述(7)

我一直寻思，这台唱机精确度与清晰度的不足是否在最初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听音乐的方式。我想，因为音响声音单薄，当时我学着不去听音乐的低频，直到二十好几，我才真正明白电贝斯的意义。在那以前，我耳中只有主旋律和歌曲本身，我破损的高保真音响是一块扭曲的棱镜，我开始透过它听音乐，过滤了看似不重要的细节。
我忽略了音乐所有精妙之处，只爱简明扼要对我讲话的歌曲，跟随和弦序列和词曲的力量。这最终注入了我写歌的方式——向来斟酌探寻朗朗上口、汹涌澎湃的副歌和撒手锏般简单又强大的记忆点。无论如何，这永远永远关乎自己的创作，模仿只会误入歧途。决定我能力的因素虽然在一开始是局限，其实最后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我逐渐发展出唯一可能的风格——我自己的风格。

山羊皮乐队早期合影音乐于我变得愈发重要，我开始和志趣相投的孩子们交朋友。有些人惯于一夜之间转换所在族群，令人匪夷所思。我的朋友西蒙·史蒂文森——一个活泼有趣的男孩，长着一头浓密蓬松的卷发，现在依然与我很亲近——便是如此，他有一天脚蹬牛仔靴、身穿铆钉牛仔夹克来到学校。他见异思迁，摇身变为金属党。他把自己那些唱片卖给了我，介绍我一条惊喜的朋克/金属跨界音乐的窄道，这些唱片浸没于蛇毒、广藿香气味和少年危险的悸动中。
我结识了另一个本地男孩。这个男孩名叫约翰，住在我家同一条路上一栋差不多沉闷的红砖玩具屋里。我们俩常钻进他的卧室，播放他收藏的朋克单曲。我们记住所有的歌词，模仿乐队成员的姿态，感觉自己成熟无比。有一天我们正放着一张糟糕的假朋克唱片，约翰的妈妈——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一头卷发染成浅金色——听到歌词里的脏话大发雷霆，冲进房间把唱片从转盘上扯下来摔碎，如《每日邮报》一般怒气冲天。这给予我们强烈的罪恶感，也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海盗电台》剧照不知是否出于叛逆的反应，我和这个约翰曾经编了一份怪异而好笑的清单，列明想象中给学校所有老师施行的惩罚，我们俩因此惹火烧身。那份荒诞冗长的清单上写满了中世纪式的刑罚，譬如让他们“头发绑在直升机上吊起来”，细节血腥暴烈，有意制造一种可怖的黑色喜剧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