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反抗的世界，也是我记录的世界|一位摇滚明星的自述(5)

虽有少许煞风景的事，我也无法言不由衷，在那里的时光的确算是无忧无虑。

根据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音乐改编的电影《迷墙》当我被兀然丢进本地的大型综合学校奥特霍尔时，黯淡年岁还在后头。
那是一幢威严萧瑟的20世纪30年代大楼，供周边广大区域的孩子就学。在老实的11岁的我眼里，那幢楼巍峨而令人却步，穿着灰色长裤的顽童齐声尖叫的音量也很惊人。一个班级约有35名学生，每年级九个班，所以学校容纳了大约1500个孩子。学校很大，很吵闹，有时还很骇人。
我在70年代末入学，当时部族主义流行文化可谓正值巅峰，操场上常攒动着敌对的帮派。纵使是低年级学生也设法做出姿态，顺应各自认同的团体：头发直立的朋克，留长发的金属党，身着派克大衣、领带别出心裁的摩登族，在红褐色套头学校制服上别满“Two Tone”徽章的平头粗鲁男孩。所有族群都无伤大雅，除了光头党，他们抱持着一知半解的极右观点，行事风格及好战个性一如国民阵线、英国运动那些80年代初期的种族主义暴徒组织。我早年的好友有一个全家来自尼日利亚的男孩，还有一个印度男孩，因此我频繁地目睹身边人受到恐吓，见证了光头党口沫横飞、令人作呕的恶行恶状：他们脚上的16孔靴子，他们手里的棍棒，他们口中的污言秽语。
校园随处可见轻微的暴力和要挟行为，老师们无法或不愿对此有所作为。由来已久的迫害模式——恃强凌弱、倚老卖老——在学校混凝土操场和铁丝网栅栏中得到一种莫名宽容的接纳。我个子算高，也擅长运动，凭此逃脱了无所不在的威胁—头被塞进马桶，更有甚者被凶狠地群殴。那些难管教的大孩子经常挑不懂反击的低年级生下手。

《校园规则》剧照我从未买过束缚裤，也没染过头发，但很早就爱上了朋克摇滚。我父亲对古典乐的痴迷总显得气人、挑衅又排他，这致使我拥抱朋克乐的坦荡及其原始生命力，另一层意义则是，与其参与一个无关紧要的消逝时代，朋克乐才表达了我的生活与目光所及的周遭世界：人行道上的白色狗屎，伤痕累累、尿渍斑斑的电话亭，威胁与恐惧挥之不去的毒雾。通过对真理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朋克乐保有其同样重要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