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聊天录（12）：朱嘉明领读《善的脆弱性》之前与之后的讨论(2)

之所以受到触动，是三个原因：
1） 西方在过去100年里，所形成的批判思维，渐渐延展至对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反思，反思的焦点在于：上帝死亡、诸神离场之后的世界秩序何在？这一思考，是对西方过去500年跌宕起伏、剧烈变化的全景反思，也是对现代世界崛起的深度反省。
相比之下，西学东渐以来的西方世界，对中国人而言，依然停留在落后挨打之后的警醒，以及对富国强民的渴望。也就是说，我们看待西方的取景框，虽然时过境迁，但思想上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水平，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近百年来西方思想自身的演进，除了少数学术界断断续续地、零散地跟进研究（以学习为主，谈不上有任何平等的思想对话）之外，话语板结现象极其严重。
2） 目的论成为当前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词汇。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形式、质料、动力三因，似乎皆可模而仿之、习而得之，但对目的因的思考，长期游离于东方学术视野之外。这倒也不奇怪，目的因是四因中最具西方特色的意蕴，它是强烈的时间哲学，是生命哲学，也是古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融合的重要媒介。
但是，透过智能技术、特别生物学、人类学的演进，可以明显感受到目的论思想的复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重新思考人类携技术共同进化的方向，另一个是从这一方向的崇高性来论证技术介入生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出于西方数千年来强烈的宗教情感，即便创造一个无人格化上帝的“新宗教”，也不失为“拯救”的新途径。
从这个意义说，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圣哲，从未远离西方文化生活的左右。它是活生生的。但对于东方而言，却是冷冰冰的。
3） 20世纪七十年代心灵哲学的兴起特别有代表性，值得深入思考。上帝死亡、诸神离场之后的世界是难以忍受的。对上世纪上半叶旷世灾难的反思，从阿伦特“平庸的恶”、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来看，西方思想家的视野，始终没有远离对人性的追问，但这一追问显然在酝酿着更加深刻的思想。我理解这一思想，就是再次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悲悯情怀，重新看待善恶的关系。善恶关系在古希腊、希伯来文化合流的那段时间，从耶稣受难到圣奥古斯丁的350年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血腥冲突，从人性与神性、上帝恩典、位格之争，到邪恶的本质、创世与堕落、受生与受造，最终确立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正统一神论、一元论内核。上世纪50年代开启的反叛思潮，只是点燃了重新思考基督世界两千年文明史的序幕。非常遗憾的是，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再次与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苦旅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