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聊天录（12）：朱嘉明领读《善的脆弱性》之前与之后的讨论(17)

这种东西和我们这本书的关联性上，我想听听朱老师有什么评价，或者解读。谢谢。
朱嘉明：开始我就讲了一个问题，在中文中存在着善与好的差别，就是好更加地规范一些。然后善就变得有很强的伦理哲学甚至有宗教的含义。“福”这个字，在中国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福”更大的程度是说你和福字联系的动词是享福。这个是把福泽延续给后代，而“善”这个字，在中国更大的文化中强调的是积德行善，善更大的程度也是一种变成现在的一个行为。那么怎样的理解“善”字呢？如果这样理解这个善字，就和本书，还有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关于善的思想是就有一种连接性。
我对李家大院不是特别了解。如果单纯从这个善字而言，它表达的意味更强大。那么要想把善字作为座右铭，那善就是大家一代代做下去。那福呢，更大程度上需要把这个让大家来分享已经得到的一个成果。我的直觉可能是这样的直觉，不知道对不对。
段永朝：前两天我刚好电视上又在看《赵氏孤儿》。《赵氏孤儿》也是一个善的故事。我非常同意朱老师前面对这个东西的精彩的点评。就是说“善”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世俗文化，或者说生活哲学里面，更多的跟“报”结合在一起了。那么“福”是可以享福，但是善是一种品质。所以，善的东西，更多的是福的根基，或者说福报的根基，要比这个福字更加基础一些。以前也听樊老师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把善放在核心的位置上，是一种奠基性的价值观。那至于说福的问题，我们说它只是个果，福是果，善是因，我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直觉的想法。
朱嘉明：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就是至善。回应刚才永朝讲的，没有善不是基于基础上的一个结果。中国文化没有强调这个逻辑关系。人们更多的是强调我得到福字，过年都要把这个福字，这个写上。其实没有善就没有福，而善要只有达到至善才能有福。
我主要想谈这么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一个人，不得不拉平对比。我做了三条线的对比。因为就是说基本上是从苏格拉底的老师的老师，就是米利都学派从探讨万物本源，发生在公元7世纪，一直到公元4世纪初到亚里士多德之死，公元前322年，这么大的一个几百年间和中国之间思想界的对比，到底差异在哪里。
在这个期间，可以列举中国的思想家，包括老子、包括孔子、包括荀子不一而足。但是，最大的差异其实还不仅仅是在所谓哲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的差距，是指在文学和诗的差距。
古希腊是中式诗学的，讲修辞学。在这个时候，中国有诗，代表作是《诗经》。但是《诗经》和古希腊的诗，包括《荷马史诗》之间，差距非常大。《荷马史诗》是一个对大历史做记载的诗。《诗经》更多的是在讲民间。民间当然也会涉及到一些政治隐喻的诗，但是它没有记载那个时代的大英雄，这样一个大场景，这个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沉浸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们没有追求，没有人提出世界的本源，那这是起源的天分和古希腊思想界对世界本源提出的探讨和提出问题的格局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