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抗日神剧无法推动抗战叙事，误导受众历史观(6)

第二，抗战叙事的旨归应当是反思战争、捍卫和平、建设祖国，而非渲染杀伐、延伸仇恨、鼓动对抗。毫无疑问，对于我国军民浴血抗战的十四年历史而言，战场上的生死搏杀当然应该予以重点表现，并且揭露侵华日军的罪恶与颂扬抗战英烈的荣光亦实属必要，但是长期因循于一种创作思路难免会让艺术失色、让观众麻木，甚至让历史蒙尘。而这些问题正是抗战影视剧罕有突破之症结所在。事实上，囿于对历史或宣传的偏颇认知，我国当下的抗战影视剧创作基本上仍徘徊于侵略与反侵略的叙事窠臼，在“抗日神剧”里就更是充斥着“花式杀敌”的拙劣表演，激荡着血战复仇的极端情绪。而真正致力于反思战争、探讨人性，兼具思想品味与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迄今仅有《一个和八个》（1983）、《晚钟》（1989）、《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等少数几部作品堪称佳作。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国际经典二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既包括诸如《解放》（苏、1971）、《兄弟连》（美、2001）、《太平洋战争》（美、2010）等聚焦战场的作品，也不乏《雁南飞》（苏、1957）、《铁皮鼓》（德、1979）、《辛德勒的名单》（美、1993）、《钢琴家》（法、德、波兰，2002）等在战争语境中反思历史、叩问人性的经典之作。相比之下，我国同类作品无论在对历史的认知高度上，还是在对人性的挖掘深度上都还存在较大差距。实际上，我国抗战影视剧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譬如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工商学界的赤诚义举、统一战线的兼容并包、海外侨胞的倾情奉献、国际友人的援华壮举、敌后民众的人生百态、附逆分子的首鼠两端等，都值得深入挖掘、充分表现。唯此才能让抗战影视作品成为映射历史的一幅立体画卷，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战争本身的反复描摹。
第三，抗战题材影视作品须避免用僵硬的二元思维简化战争，也不可以非理性的乃至戏谑的态度呈现战场厮杀。从人道主义立场看，一切战争中的死者都昭示着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如果从这类细节或场面中去营造各种噱头，那显然是一种反人性、反理性、反文明的行径。战争题材影视剧当然需要表现侵略与反侵略的对抗、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但是绝不能只用血肉横飞的战斗场面去迎合观众以牟取利益。
那么，我们的抗战题材影视剧究竟应当秉持一种怎样的创作理念，才能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而不是有害于我们的国际形象呢？正确的思路或许在于：应当尽量用新时代的新视角去回眸历史、审视当下、瞻望未来，至少不能再像某些“抗日神剧”那样去刻意强化民族宿怨。其实，这方面的成功案例早已有之，如《玉色蝴蝶》（1980）、《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将军与孤女》（1984）、《清凉寺的钟声》（1991）等。这些作品没有刻意表现两军对垒的腥风血雨，而是聚焦于普通人在烽火中所经受的离难，以及在浩劫后所拥抱的温情。与“抗日神剧”相比，这类作品能够给观众带来更为深刻的省思和更加理性的启迪：一方面，让观众更深切地感受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也能让人们更加珍视和平岁月的安宁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