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20)

在中国，自由的到来，非民众的觉醒不可，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有几分催生启蒙的意味。晚清中国的变化，来源于知识人的革命热情，导致民国诞生的因素，自然是革命。鲁迅以为，旧式文人的生存状态不能改变社会现实，新文人如果走进研究室，不闻外事，社会依然缺少改革的内力。所以，他期待于知识阶级的，除了丰富的学识，还有斗士的风采。他自己就不断与各类旧势力斗，是因为章太炎的那个起点，在自己那里从没有变化过。
鲁迅的最后一篇文章，恰是关于自己的老师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讲的就是学术与革命的关系。在他看来，章太炎早期的学术与革命是一体的，后来沉浸于学术，早年的激情弱化了。这个看法，见仁见智，鲁迅只是一孔之见，并不了解内在复杂的情形。当看到太炎的文集删去了战斗的文章的时候，他的怅然之语多少还是有些悲凉的。
其实，鲁迅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在战乱时期，救国的学人少，旧学问的继承者亦稀，两者都是重要的存在。章太炎晚年主张抗战的言论，关注现实的言谈，他并不都知道。而周作人据报刊的文字判断老师的言行，也略显反应过度。《谢本师》的做作，也还是有的。
考察章太炎晚年讲学，不都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表达中的潜文本还是甚为丰富的。张中行写章太炎三十年代在北大的演讲，就有以古讽今之语，忧患之情深深，与早期的激越虽然不同，但精神的本色未失，则是自然的。以学问的方式为人生，和以战斗的方式面对人生，都很令人敬佩。鲁迅取后者而为之，乃因为不断革命的艰难。他对比中外的知识人，以章太炎、高尔基为例，则见出革命后的思想家的选择的歧途。章太炎的悲剧，是中国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早期革命者的理想，变成空幻之思，未得结果。那么实现人间的理想，改变现实才为第一要务。中国的学人，包括左翼学人，都缺少晚清学人的摧枯拉朽的厚重精神。他礼赞章太炎那时候的精神，笔下生花多多：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44]
在这里，不是取学术价值，而是思想价值，出发点意味非同寻常。在自由缺失的时代，知识人是争自由呢，还是做学问，这在民国年间有不同的讨论。在被围剿与通缉的氛围里度日的鲁迅，深知斗争的重要。做一个战士，要比做学者难，至少在白色恐怖时期如此。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他描绘章太炎的两篇文章是最好的注解。这也可以说明其何以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隔膜的原因。章太炎的疯，乃与黑暗作对使然，而对学生乃有老者的可爱之处。鲁迅与象牙塔里的学人有隙，自然也有疯子的讥语，可对青年之爱，也与太炎先生同。这是一个复杂的师承关系，我们不细细体味，难以见其异同。就思想的深与学问的深而言，他们的遗产，在丰富性上是过于同代的许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