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19)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就学问的趣味而言，鲁迅的感觉不亚于周作人、胡适等人。他认识历史和文化，走两条路，章太炎、胡适仅一条路，差异很大。他从章太炎那里学到以古证今，而自己有时又能以今证古。后者是他的特有本领，其杂文通晓古今的洒脱之状，大约与此有关的。《捣鬼心传》谈到中国人的诡计多端及兵法气，就很是精准：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曌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极坏极坏”，却不说出其极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43]
以今证古，不是事实的考辨，而是心理的透视。在鲁迅眼里，中国文化的无特操、阴险、谋略多样，乃人不得诚信的原因。我们看章太炎的文章，博雅中有学问的锐气，鲁迅则让我们会心一笑，知道世间的普通的道理。章太炎是把思想引入史料与经典文献中，他穿梭在古人的典籍里，告诉我们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伪的，可谓博矣精矣。而鲁迅则在社会这本书中读出古人的幽魂，指示着曲直与深浅。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根底是人性的批评。而就内在的张力而言，有时候已经超出自己的老师是无疑的。
八
晚年的鲁迅写纪念章太炎的文章，说先生所讲的《说文解字》统统忘记，欣赏的是老师的革命精神，这其实不免故作别论。周作人说鲁迅好为逆音，讲出格的话，言外有一种做作之态。但我们分析他那时的心境，取太炎的批判意识为一种精神依托，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念念不忘老师的思想，与中国知识界整体堕落有关。在国家尚不正常的时代，知识分子在象牙塔潜心学问固然重要，但站到街头，反抗压迫与动员民众，也是不能不做的选择。出几个学者，在那时不难，缺少精神界的战士，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从章太炎的复古与排满激情，到鲁迅的左翼情结，这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的逻辑过程。他们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鲁迅后来的文字间，就能读出《訄书》的意蕴，只是鲁迅的世界性元素更多、体积更大而已。章太炎的思想在钱玄同、朱希祖那里变为学院派的知识，在鲁迅、周作人那里演进成新文学的肌理，这是传承中的变异。章门弟子的分分合合，其实也是与老师的传统的分分合合。但在这种紧张里流逝的存在和延伸的存在，我们总结得不够，实在也是可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