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21)

不过，鲁迅对于太炎的行迹的看法多是印象式的，有些地方并不准确。其实晚年的太炎先生依然有着政治情怀。1932年，他与熊希龄、章士钊等人通电当局，要求抗日，后去北平见张学良等人，希望与日本抗争到底。1933年，太炎先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作《国学之统宗》讲演，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45]1935年底，学生到南京请愿，主张一致对外抗日，停止内战，章太炎派人到现场慰问学生。其言论之激烈，不亚于鲁迅。鲁迅对此知之甚少，而被一些学术文章所诱导，做出简单化判断。比如章太炎那时候在《大公报》刊文《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其实并非官方思路，而是提倡气节与爱国精神。同时期写的那篇《儒家之利弊》，对于传统儒学所作分析，也算客观，且深含思想的锐气。对比鲁迅与太炎那时候的思想，其实并不都是冲突的地方，有些言论，思路是一致的。
但这些，鲁迅见之不多，他与周作人对于章太炎的隔膜，也与彼此的处境不同有关。他们的同门许寿裳、朱希祖对于老师的看法，反而比周氏兄弟更为客观。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从晚清的排满运动，到民国期间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复杂的时期。鲁迅的思想恰是复杂环境下的复杂心境的反映。而章太炎遗产对于他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周氏兄弟与章太炎渐行渐远，其实是彼此寻路的目标不同所致。章太炎追求的是民族自立，恢复旧文明最为灿烂的一面。周氏兄弟是要吸纳域外文明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他们以翻译为主业，思想与域外学术有互动的可能。而章太炎后来的思想，还在晚清的语境中黏滞。这种不同，使现代人文主义出现了岔路。章太炎的遗产也分化成多种形态留在后人的思想里。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在学术中延续着章氏的精神，而周氏兄弟则在新文学创作里发扬了章氏的文明批评的思想。他们把知识用于现实的批判之途，从现实感出发去发现古人，都在大的现实语境里。而太炎先生其他弟子做的是类似古典学研究，和现实文化的距离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