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古城发现平民历史的连续性(3)

王笛：同样研究一个空间，历史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是不同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去研究，去接近那个空间。当然，这种间接性确实让我在研究茶馆的时候怀疑是否能够找到充分的资料和文献。研究初始阶段，茶馆相关的文献非常难找，因此实地考察就成为必不可少。虽然我所研究的茶馆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这种历史不可能完全地消失，它的基因仍然存在于今天，还活在人们身上，文化的烙印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就抹去的。所以我就像人类学家那样孜孜不倦地进行田野考察，也就是到现存的老茶馆中去寻找过去，去拜访经历过旧时代的老人们，做采访和口述，得到了非常多的当年茶馆中的细节。我的田野调查开始于1997年，到2003年基本结束。不过，在那之后，还是习惯性地见到茶馆会做一些调查和照相，包括今年夏天到成都，还搜集了新的资料，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
回想2017年，我把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英文版最后定稿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并完成了那本书的中文翻译，在书的序言中，我无比轻松地写道，这个课题“现在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关于茶馆似乎在我这里，永远都不会真的画上句号。
新京报：在你看来，历史学的这种田野调查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你在前往做这个田野调查之前，做了哪些预先的准备？
王笛：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训练主要是文献上的，但是如果要进行田野考察，就应该学习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时候，我除了在历史系修两个方向，还在人类学、政治学各选了一个方向，这四个方向的共同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具有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准备，特别是为田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样第一次走进茶馆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手足无措。
当然，社会学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已经对社会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甚至还开过社会学的课程。社会学家很看重田野中的各类数据，我曾经也设计过问卷，试图在茶馆中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但是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我把重心放在考察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公共空间中潜藏的政治、经济结构，又如何影响人们使用这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使用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等等问题。除了采访老人之外，有一段时间我就整天坐在茶馆里，以一个茶客的身份去和来往的人们交谈，并观察和记录人们的行动，其实这种方法，犹如把自己置身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场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