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古城发现平民历史的连续性(7)

我认为，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公”的概念，还是从哈贝马斯的概念出发，茶馆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公共领域”，在茶馆中有着极为明显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了争夺空间展开的博弈。国家利用这个空间施行控制、宣传，各个社会组织和人群则争取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那份自由。当然，茶馆展现的这种公共空间的文化和西方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
新京报：在这几本书当中，你都旗帜鲜明地点出自己的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属于微观历史的范畴。相对于宏观历史的研究，微观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可能更为多样。我注意到你在《茶馆》《袍哥》中，都用到了图像、文学等多种类型的史料。对于微观史、城市社会史研究来说，对史料有怎样的要求？如何辨析、选取史料？
王笛：微观历史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料的困难。如果我们研究思想史、政治史，以及政治人物、战争、事件、国家和意识形态等等所谓重大课题，我们有比较系统的资料。然而微观历史是关于普通人的历史，而过去中国历史学对普通人根本不关心，认为研究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些群体，研究日常生活所面临极大的困难。在西方，特别是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有宗教裁判所档案，那些事无巨细的审讯记录，成为微观史挖掘的金矿，所以微观史从意大利和法国产生，也就不奇怪了。
要想写作中国的微观历史，寻找资料就非下苦工夫不可，就是从档案、地方文献、报刊资料中去一点一点地挖掘和筛选。正如你提到的《茶馆》《袍哥》这些研究，资料的来源都非常广泛，但是又非常零散。虽然也有大量资料来自档案，但是档案馆中从来也没有专门的茶铺的全宗，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各种记录中去耙梳。除了通过田野考察去弥补，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使用文学的资料。
通过千辛万苦把资料收集到手之后，我们还面临着怎样选取、使用以及解读资料的困难。不能说到手的资料就是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资料形成的过程，谁记录的，怎样保存下来的，这个资料是否存在偏见和歪曲等等问题。我从来就认为，资料只是一种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要转化为历史还必须经过我们的解读、建构叙事以及分析。而且每一个研究者，对一条资料，完全有可能给予不同的解读、建构不同的叙事和做出不同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资料，很难有完全的共识，我们甚至不能奢望每一种描述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记忆所展示的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面貌。当然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记载和历史本身的界限和距离，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特别是要考察这些资料在多大的程度上歪曲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直接反映了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