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秉》看汪曾祺埋藏在故乡和谐之美背后的文学寂寞

沈从文曾哀叹：“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是沈从文的寂寞，又何尝不是汪曾祺的寂寞呢？
人们常说汪曾祺的作品充满人性光辉，总能于平凡又琐碎的世事烟云中洞悉尘世之美、人情之美，人们爱他文字的洗练、内敛、风趣，爱他散文般优美的叙事，爱他亲切地讲述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况味，爱他作品里充满古典审美的文人意趣。但常因此难以一窥全豹，无法体悟他埋藏在作品深处的忧伤，无法聆听他隐藏在和谐背后的哀叹。

如汪曾祺先生的《受戒》，人们常赞叹荸荠庵世俗人情之美，却往往忽略了背后贫瘠困苦的现实生活的悲凉，人们常欣羡小明子和小英子爱情之甜，却往往咀嚼不到世事如烟、往事成空的苦涩。《异秉》亦然，表面上是一支恬静优美的苏北风情民歌，实际上却是一支包藏苦涩与辛酸的生存悲歌，温情和谐的表象下隐匿着冷峻的冰山。
1948年汪曾祺咂摸着记忆的味道，写下了《异秉》，聚焦古老乡镇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发掘小人物卑微、愚昧、龌龊的心理。但三十多年的时代动乱，人海浮沉，世事沧桑，使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广的体悟，他以一颗慈悲之心重写《异秉》。

这一次，汪曾祺淡化了嘲弄和讽刺，多了一份宽容和悲悯，他用温婉的笔触描摹苏北小镇浓酽厚重的生活情趣，歌颂劳苦大众坚韧旺盛的生命活力，即便是小人物的愚昧、卑微，也只是温和揶揄。但他始终无法放下一个文人的使命和担当——揭示人的生存状态，关怀人的终极命运。脱掉《异秉》温暖的外袍，底下人物卑微的心态，苦涩的生活，自我抑制乃至丧失天性的畸变，无不让人战栗、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