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秉》看汪曾祺埋藏在故乡和谐之美背后的文学寂寞(3)

四等的叫“相公”，在药店学生意的，地位最为低微，更像是药店的杂役。
无论他们在药店的身份、待遇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背井离乡的升斗市民。汪曾祺通过描写保全堂这些人的生活，展现温厚淳朴的人情人性。
“同事”里有个陶先生，是个痰篓子，一天到晚咳嗽痰喘，对药店来说这是很影响门面、生意的，加上陶先生为人也不够精明，卢管事就动了辞退他的念头，但到底是没有辞去。
一来是大家为他求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三个精简的问句，便将“同在异乡为异客”彼此怜惜照顾的温暖人情显露出来，这朴实的善意如涓涓细流，流淌在《异秉》的字里行间。二来是陶先生工作任劳任怨，十分勤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镌刻在每个底层劳动人民基因里的美好品质，也是他们唯一能掌控的生存倚杖。

保全堂的几位“相公”都已经过了三年零一节，满师走了。现有的“相公”姓陈。
陈相公是小说的第二主角，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每天头一个起来，把先生们的尿壶洗净控干，然后扫地、擦桌椅、擦柜台、掸土、开门、晒药、收药、碾药、裁纸、印刷包装纸，上午搓抽水烟用的纸枚子，下午擦灯罩，晚上摊膏药，到十点多，把先生们的尿壶放到他们床下，上了门，灭了灯，才能休息，睡前还要背两遍《汤头歌诀》，想想年迈寡母，才能安心睡去。
汪曾祺的描写细腻到琐碎，却极为深刻地呈现出劳苦大众积极向上，努力生活的蓬勃朝气，而这又与陈相公时常挨打的残酷生活形成强烈比对，挨了打的陈相公不敢喊不敢闹，等到夜深人静，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这是多么朴素真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