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秉》看汪曾祺埋藏在故乡和谐之美背后的文学寂寞(8)

陈相公、陶先生、王二构成了那个时代下层百姓的命运体系，陈相公是起点，王、陶二人是终点，陈相公在生存的考验下不断改造自己，曲意逢迎，要么变成王二那样的异秉之人，要么成为庸庸碌碌的陶先生。但最终都是殊途同归——遗失本我，这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王二、陈相公、陶先生、老朱，都是被生存所迫，或过分自敛，或不断自贬，或过度自损，压制天性自由和人性本真去迎合生活，以失去自我为代价获得“异秉”或追逐“异秉”，最后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茧里。“异秉”一方面是人对诡谲的命运的敬畏、妥协，及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渴望“异秉”又是人对于现状的不甘和挣扎。但追逐“异秉”本身就是在不断抛弃自我，得到“异秉”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真我”，成为“假我”。

汪曾祺曾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思想。”
正因心怀悲悯，讲究人情，所以汪曾祺带笔温柔，将残酷的现实，悲凉的生活，苦涩的命运藏在温暖和谐的风俗民情之后。他对小人物的软弱、卑微、鄙薄，只有温和的揶揄，并无严厉的指责和轻视。他以清淡平缓的笔调，抒写对他们的理解、同情、尊重乃至礼赞，表达他对故土所有生命的热爱，这热爱不因他们符合某种崇高理想的生命形式，而因为这瑕瑜互见、悲喜交加的生命本身。
也正因为这一片慈悲之心，使得人们常常一叶障目，只看见他抒情诗般的优美文字，山水画般的风物人情，以及那缓缓流淌的温存和谐的气韵，却忽略了水光潋滟的湖面下是寒冷且透不进光的底部，这份忽略便成了汪曾祺的“文学寂寞”，他将多艰世事、苦涩生命、畸变人性的爱恨痛恶，独自咀嚼吞咽。《异秉》实是隐藏在优美之下的颓丧，温存之下的哀伤，和谐之下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