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适度分离(4)

诚然，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有血腥恐怖与暴力，但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理性主义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应该从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矛盾、民族性、文化传统与革命情势中去找原因。不过，柏克审慎、妥协的保守政治理性中也含有一些现代公共理性的成分,而推崇理性的葛德文在反对暴力革命的时候，对现代公共理性更是有较大贡献。葛德文强调，应该反对愤懑、怨恨和狂怒，应该要求的只是清醒的思维、清楚的辨识和大胆的讨论，在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前愿意年复一年地等待，而革命及其暴力有害于理性的和谐进程、独立精神与自由研究。所以，从理论认识层面上讲，葛德文看好一种文人的理性商谈机制，“动嘴动笔乃是促进人类社会改变的正当而合宜的方式，而动乱则是不正当和可疑的方式。”

哈贝马斯则论述了“理性的公用”。他认为，自主的公民们通过公开运用理性探讨现实政治的合法性等问题，但他们无法把实践理性付诸实现，因此他们“应当把握和认真对待否定他们自身的自主性后果，把握和认真对待把实践理性付诸实现的意义”，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就只是实用性的一个症候，而不再是理论正确性的一种证明。”“重叠共识”所关注的是如何“确保社会稳定的问题”。从柏克、葛德文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把理论付诸实践之前年复一年的等待和商谈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启蒙理性运动始发，经大革命实践对理性的洗礼，再到和平年代的公共理性话语的运动轨迹：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适度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