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背后，透析者如何活着，一场生命保卫战(4)

张凌和姚力做了个“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的大胆决定：在门诊手术室，局部麻醉做甲状旁腺切除手术。姚力提了个要求，手术时张凌必须在场，不在场他不做，“我得进去握着病人的手，鼓励他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医生胆大，病人也豁出去了，“他们和我说，‘说不好听的，你让我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怕。骨头实在太疼了’”。

（肖予为 摄）
手术的效果让医生和病人都感到惊奇。有的病人刚做完手术，局部麻醉的效果还没过去骨头就不疼了。这也激励了其他大夫。有一次张凌和姚力在门诊手术，麻醉科主任贾乃光过来观摩。看完他和张凌说：“作为麻醉科主任，我不能忍心让你们这么做手术。麻醉的问题，我们想办法克服。”后来，越来越多的外科大夫抢着来找张凌要病人。一方面四级手术的挑战颇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病人们非常信任大夫。手术的效果又好，有成就感。这些都是医生特别在意的”。在肾病科的协调下，普通外科、耳鼻喉科、心脏科、介入超声科等与尿毒症相关并发症和甲旁亢治疗有关的科室都加入甲旁亢治疗团队。每年，有300多名患者会在中日友好医院接受甲状旁腺手术。
从“透析患者”到“透析者”
其实，当年张凌和她的患者们面对的种种“关卡”，除了风险，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背景：“人们的普遍认识是尿毒症患者就像是癌症晚期病人，生命很短暂，治疗是无意义的。”2001年，张凌申报甲状旁腺切除手术的课题，医院会议上，一位大咖当场站起来反对：“尿毒症病人还做什么手术？他都肾衰竭了，不用管他，能活几年活几年就算了。”
张凌不这么想。作家史铁生生前曾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透析患者。在张凌眼里，下肢残疾加双肾残疾的史铁生是真英雄。张凌亲眼看着他在医院来来往往，躺在透析床上思考和构思作品，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书。每完成一部作品，他就会送张凌一本，在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张凌大夫批评。”张凌想：正常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像史铁生一样创造巨大的精神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