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老陕张艺谋(10)

几个月以后，我差不多能做到直言。我想真诚的态度是基础，水平不足尚可提高，说违心话才是可怕的变节，于他做事、对我做人都没有好处。磨合期，张艺谋能给我相对大的容忍度，并把我的狂妄视为秉性，而过了这个阶段，彼此再来调整或许很难。
所以我确实有点蓄意挑衅的意思，相当于刨个坑把自己活埋一半，如果奏效，我也就此站稳了脚跟。很快发现，张艺谋比常人更能接受真话。
如果我想获得某种意义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必须由自己的能力赢得，奢望某个人给予平等，这种心理本身，出发点就是把对方当作权力的执掌者——所以走这条道，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我渐渐觉得，自己的很多对抗，并非是在捍卫小知识分子的气节，不过是想一逞口舌之利。我耿耿于怀的背后，隐藏的自己是小肚鸡肠，不够坚韧，缺少承受和担当。我先是用有色眼镜看待了张艺谋，意识里先把他“宣判”到某种妖魔化的角色里。
说来说去，我还是自以为是了，对个人形象的过度重视，才会导致我动不动就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起码，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当我放平心态，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无想象中那么丰富的象征意义，只是我多心，或者说，我应该尽心的事没有做到。
比如，刚开始和刘恒约谈剧本的时候，刘恒提出到维景酒店。我打114问了行车路线和营业时间，怕万一谈得太晚还得被迫转移，然后我把具体地址、电话、怎么走发到他手机上。
一会儿张艺谋来电，从桥的哪个口出去，我说：“大约是第一个，立交桥路标很大，到那儿就明白了，指示得非常清楚。”过一会儿，张艺谋又打来电话需要我再次确认。
我有点诧异，至于吗，他到那儿看不就得了，自己算是有服务意识的，但没想到，一个路口都得精确地服务到位。我得停下来好一会儿，才能设身处地替张艺谋着想，他的追问并无不妥。
他忙于奥运，紧张得分秒必争，没有找路的余暇；另外，重要的一点，张艺谋不像我们随时摇下车窗打探那么方便，所以出发之前必须目标明确。因为我们没有向陌生人问路的顾虑，没有这类经验，才会觉得张艺谋的要求奇怪而苛刻。
只要换位思考，许多问题迎刃而解。